评论：错判唤起的记忆

　　由于被认定是一起杀人奸尸案的凶手，安徽毫州农民赵建新被判死缓，关押8年后，近日因“真凶归案”被无罪释放。对于这起剧情荒诞的安徽板佘祥林式案件，一位办案人员说，“领导催结案，当事人催惩凶。上下两头挤，就想快结案”。检查院曾有一次挡住案件继续的机会，但最终还是错过了。一位法官说，这样判主要是考虑公安和检查机关，退回去就是错案。而赵建新被释放出来后，根本没人理，更没有什么赔偿（《长江商报》11月7日）

　　错判——唤起史诗般的记忆！史载，当古雅典不公正的法律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万民齐呼“冤孽”，司法部门也欲手下留情放哲人一条生路，然而傲气的哲人却毅然选择了“维护错判”，苏格拉底“英勇赴死”后，从此雅典的民主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

　　欧洲的法律史因“错判苏格拉底”留下了惨痛、永不磨灭的记忆，这记忆足以让整个欧洲清醒了两千年，惨痛的错判之案似乎绝少重复。生机勃勃的法律文化是苏格拉底为欧洲留下的伟大的精神财富，而同样的千千万万个中国“错判者”又改变了5000年历史文明古国的什么呢？不是错判的噶然而止，而是冤孽的轮回变现。公元前400年，法家巨子商鞅“被污“欲反”而受以“车裂”；公元前100年，史学大家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受腐刑；公元1141年、1629年，爱国名将岳飞、袁崇焕相继被他们终生尽忠的皇帝处以极刑；公元1969年，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惨淡去逝；公元1994年、1998年，两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先后被错判入狱……

　　悲剧的悲剧意义往往超越其悲剧本身，当悲剧的历史重蹈覆辙，当人类的血泪不因教训而流淌不息，这便是悲剧的最大悲剧性！鲁迅先生说过，所谓悲剧便是把好的东西不断地毁给人看，当一个个无辜的公民“前赴后继”地在众目睽睽下演义着他们无声的悲剧时，这一定是全人类集体的悲哀，而绝非“个别的牺牲”之论所能推搪！

　　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舆论功效的不断提高，是社会正义与良知得以维护的前提。在今天，我们看到了错判者并没有因历史的判决而被社会完全遗忘、遗弃，真凶最终得以伏法，错判者最终得以昭雪，舆论为错判者和遗失的正义呐喊正名，这都是值得肯定和欢呼的！至少今天的佘祥林、赵新建终被正义和人民救出了牢狱，而被“车裂”的商鞅却只能含恨黄泉千年！

　　然而，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错判者灵魂的污垢得以昭雪之后，错判者的世俗权利谁来匡复？谁来为他添衣避寒？谁来填充他空瘪的肚皮？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传教士是无法胜任的。当错判者为人类“司法误差”付出血的代价之后，为人类光辉的主流历史进程又添血迹之后，“根本没人理，更没有什么赔偿”——又是怎样的一个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