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不提拔乐坏“孝子”贪官

　　一个孝子是否会成为贪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人们通常愿意循着这样的逻辑去思考：孝子能够孝顺父母，一定是个好人，好人当然不会贪污，换言之，孝子不会成为贪官或者说涉嫌贪腐的机率很小。不难发现，现实生活中持有类似看法的人还不少，这就注定“甘肃金昌出台规定：提拔干部除了看其德、能、绩，还要再看其孝敬父母的表现，不合格者将被一票否决”（《兰州晨报》11月13日）等新闻会不时出现在报端。

　　上述规定的制订者和推动者似乎忘了如下两位“孝子”贪官：成都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兼原市农牧局局长弓继权和“四川第一贪”乐山市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从媒体报道以及有关传言来看，他们的孝顺自不待言，他们的贪腐却也同样令人目瞪口呆。由此可见，对父母的孝顺与对金钱的贪欲完全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并存。此前，有人曾就此讨论贪官是否真孝顺，以及孝顺的内涵和外延，并由此得出贪官实际上并不孝顺的结论，实际上，弓继权和田玉飞的孝顺在当地是得到认可的，他们的孝顺行为符合大多数国人心目中的基本特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毫无意义。

　　中国社会历来提倡孝道，比如汉朝曾经宣称“以孝治天下”，皇帝授“王杖”给七旬老人以示优待，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依然让慈孝文化影响政治生活，更具体地说让它影响干部的选拔任用，实际上对法治精神的传播以及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健全毫无益处。慈孝文化本属私人领域，它更多地应该被限制在家庭伦理的范畴内；干部选拔则事关公共利益和国家机器能否高效正常运转，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必然联系。今时今日，以私域的伦理权衡公域中的人事，不但非常不妥，而且会产生一连串的后遗症。

　　比如，我们不能忽视某些干部的“作秀”能力，他们可能平时并不孝顺，关键时刻则频频作秀，博取“孝顺”之名，为提拔加分，又比如某些干部本来平时不愿意对老人嘘寒问暖，因为渴望提拔，不得不强迫自己在平时就积极努力做个形式上的孝子，上述两种情况肯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脱不了以提拔诱惑（或者说诱导）某些不具备孝子素质的官员去做“伪孝子”的嫌疑，规定会在执行过程中因为利益的原因被极度扭曲，这恐怕是有关部门不愿意看到却无法避免的。

　　即使退一步而言，仅仅从规定的字面意思揣测，我们愿意承认相关规定在目的性上不乏善意，但是，这种善意其实也是一种降低标准、南辕北辙的善意。须知孝顺与否，乃是社会对良好公民的要求，它在涉及的人群范围上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官员自然应该在这个范围之中。但是，官员作为服务于公众的公仆，作为由纳税人供养的公职人员，不但首先应该是一位良好公民，而且应该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更优秀。甘肃金昌相关规定的出台，则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本应该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居然需要纳入组织考核的议程之中，是不是某些干部的道德观念、家庭伦理观念下降得太快了，以至于需要出台强硬措施呢？“宿迁市委书记发帖评陋习：有些官员如厕不冲水”（《人民日报》11月13日）的新闻正好是另外一个佐证，原来某些干部的素质还真是令人咋舌，以后最好出台一个规定：官员如厕不冲水，三年不得提拔。如此一来，估计会有效促进当地政府部门厕所的洁净程度。

　　“不‘孝’不提拔”的规定能够出台，只是再次说明中国目前的干部选拔体系和标准仍然存在不少缺憾，而且相关探索和建设工作也处于摇摆不定、前瞻后顾的胶着阶段，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充斥着作秀和泡沫，并没有真正产生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如果有关部门以“孝”与“不孝”的规定遴选人才，有可能因为参与竞争者的种种“小动作”，导致真正有才华的官员失去晋升机会，而那些能够快速把自己打扮成“孝子”的腐败分子则得以顺利提拔，这对于国家和公众来说，都是一种难言的痛楚。解除这种痛楚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建立健全科学有效力的官员选拔体系，将公众监督与评价置于体系的重要环节，我们有理由相信，公众不会对一个善于作秀能力低下的官员给予好评，同样，公众也不会因为能者的“孝顺”形象不够突出而将其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