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母亲》但愿苦难是一剂良药

　　这是一个有点老式的故事，却是出自一则当今的新闻报道：赵国英丧夫之后操持家业，儿子却在歌厅舞池中沉沦。当母亲身患绝症时，儿子的人生道路，其实也是家族血脉和家业的承传，就变得尖锐起来。赵国英痛定思痛，将不务正业的儿子逐出家门，切断了他与家的联系，时间是一年。等到儿子在苦难和磨砺中“长大成人”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阖上了自己的双眼。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著名剧作家陆军根据这个素材，写成了一出姚剧《母亲》。

　　简约明快的舞台布景及其灵巧释义功能，诚令人赞叹，唱词也常常优美动情得让人落泪，比如母亲在对儿子既逐离又牵挂的内心撕扯中，“天上的星星，是我的眼睛，纷落的雨点，是我的叮咛”；但是，余姚市姚剧院来上海参加国际艺术节的姚剧《母亲》，更催人泪下。这次是聚集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事业成功与后代教育的失败上，这既是一种人生的代价，也是一种社会的悖论，它的典型意义，不仅仅是在当今的民营企业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是对整个资本积累时期的一种历史记述。

　　“儿不教，母之过”，作为一个事业上的女强人，赵国英曾经在孩子的教育上失之错谬，但是此时，她仍然具有决断的能力。金钱可能买到文凭和学历，但是无法买到人的素质和能力，虽然自己的生命只有一年限期，但她没有选择与儿子相伴厮守，而是将儿子赶去了社会的大学校。

　　赵国英又是幸运的，因为苦难对于儿子毕竟成了一剂良药，然而苦难却并非绝对就能成为人生的良药。让人欣慰的是，上天终于以儿子的一条经磨砺而光明的甬道，给了这个最不幸的女人以最后的补偿。

　　耐人寻味的是这出戏中的上海的定位。在对旧上海的某种历史认知中，一些内地业者特别是苏、浙地区的一些富家大户人家，曾经是相当排斥的。上海的租界既为“夷场”，俨然是“淫戏遍地，人心败坏”，是一个良家子弟不宜进入的“染缸”。当时，的确也发生了一些富家子弟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堕落沉沦的事情。曾任晚清时期天津海关道的孙竹堂，卸任以后在常熟、上海广为置产，随后令两个儿子到上海经营钱庄、房产和轮船公司。两个儿子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以后，很快学会狂嫖滥赌，挥霍无度。手头拮据时，竟骗得乃父印鉴，算计起老子在上海麦加利银行的数万英镑存款。怎奈银行买办与孙竹堂相熟，因觉事出蹊跷，随而知会孙某，两儿之忤逆行径遂才暴露。

　　赵国英在儿子已成现代纨绔子弟的时候，将他赶到上海这个再度充斥着商品经济和市场消费的地方，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呢？赵国英又是怎么想的呢？

　　然而恰恰是在这里，姚剧《母亲》又显示它在思想开掘上的某种深度。儿子初到上海打工，以他娇奢的习性，自然是处处碰壁，甚至是饱尝欺凌和挫折。“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为什么不能给我一点爱？”此后，民工群体的温暖，又终于给了他新生的环境和勇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上海的意义也就消失，而儿子的成人模式也就随之落入俗套。然而《母亲》是在这样的叙事基础上，又设计了某些情节，从而让儿子在打工立足以后，又切身进入了现代上海的创业实践和商业伦理。虽然一切都只是开始，人生的艰辛还未有穷期，但是只要有了这个开头，赵国英她就做对了。(忻明)

　　责任编辑：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