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悍然提出“可正常生活战略”

　　我所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在2006年度内全市总动员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迎接“全国卫生城”复查。虽说复查是采用“暗访”方式，但似乎暗访人员到来的消息还是能透露出来，因为，有好几次特别紧张的阶段，都说是为了迎接暗访式检查才安排的。今年6月，由于政府强行拆除合法经营的报亭、商亭引发商户聚集情愿，我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批评了濮阳市当局，希望他们能把百姓生路放在比市容更重要的位置上。

　　那篇批评文章在当地影响不小，让个别人非常恼火。有某某什么部的官员找到我服务多年的单位，要求该单位对我进行制裁，但该单位除了剥夺我退休的权利外已别无他法可施了。一个人工作了30年，他的退休权可以随意被剥夺掉，这在当今某些掌权者眼里是不算罪行的。我却清楚，这罪行比抢劫、强奸要严重的多；从政治角度看，即便是万恶的纳粹在这方面也未达其反动之程度。当法律、行政都不把这种剥夺当罪行的时候，我当然要独立为自己负责，一旦面对则义无反顾地清算这种罪行，以免罪行碾过自身仍畅通无阻。虽然我相信一些掌权人很在意自己拥有的“不让人正常生活的权力”，为维护这种权力的尊严，他们能毫不犹豫地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可是，说实话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理由很简单：我还是个人，我不能不挑战、不反抗那种无人性的特权。

　　对濮阳市当局的公开批评，除了让个别人恼火没起到丝毫作用，前些日子该市变本加厉折腾的更加厉害。街上几十米一个警察，警车、城管车往来穿梭大呼小叫，小学生停课上街发传单、擦广告、拣垃圾，市内小饭馆、小吃部和另一些商户被勒令停业，三轮车不许上街，对进城农民、摆摊商贩就更不待说了。平时很热闹的一些街道变得冷冷清清，市民找不到早餐点，买馒头都成了大问题。在濮阳的这段时间，我看到附近几条街的小饭馆、馒头铺关门多日，一些市民对我诉苦，有的说他已经被“叫停”达4个月之久，失去生活来源的日子很难熬，生意中断后再翻身的希望也比较渺茫。

　　为满足政府的某种政绩追求和管理要求，国民基本权利瞬间就会丧失，原本的正常与合法，凭官员一句话就成为不正常和非法，有多少坏事比这种现象更不正常、更不合法呢？底层百姓的生活质量本来就不高，他们生活的紧张、劳累、窝囊，生活方式很不健康，情趣格调低级庸俗......但他们却是靠这种劣质的生活方式活着的。领导班子做出的决策，连他们继续“低档”下去的愿望都不能容忍，心如铁石啊。我过去曾说过，我并不认为许多官员的人性先天不足。体制的确支撑、张扬着实权官员人性中跋扈和冷酷的一面，然而，即便同样处在体制环境中，仍还有一些官员的作为没能招致民怨沸腾。面对各地官员的“非实质差异”，我思考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存在某些类似“政策水平”和“技术思路”的差异，规定或影响了单个官员的执政行为呢？

　　思考的结果是悍然提出一个“可正常生活战略”。

　　这个战略不必用红头文件和大量文字诠释、宣传，其核心内容就一句话：不因执政行为、公共政策而妨碍老百姓的（被现实条件所规定的）正常生活。

　　我们处在一个各种“战略”层出不穷的年代，中央的，大区域的，各地方的，各部门各行业各事业、企业的.....大大小小的战略令人眼花缭乱。人家的战略，都是“高度”的、系统的、奋进的、锦上添花的、极富智慧的，而我提的这个战略却“很有低度”，是“无为”的、简单的、保守的、不雪上加霜的，也是不要求半点英明的。别人的战略都表现雄心勃勃，我这个战略却要求小心翼翼。

　　我这个“最低战略”，应该统辖其他战略。以人为本，首先是正常生活，再谈其他“跨越式战略”。先保证了基本的，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追求其他高度。

　　如果悍然不顾老百姓正常生活，的确能实现许多本末倒置的、无实际价值和不能持久的“战略目标”。既然没有估价、对比成本和效率的标准，那些乱七八糟战略的“伟大意义”，全凭战略制订者和执行者们吹了。

　　“可正常生活战略”才真的具有“伟大意义”。其思想含量、理论高度远胜于1949年以来的多变而虚伪的主流思想。

　　当代中国，出现过许多被称为“错误”的灾难和罪行。如“大兵团作战”；隔离一家夫妻进行奴隶式劳动；暴力搜取“爱国粮”以致饿殍遍野；砍光山林、砸碎农民家的饭锅用于“大炼钢铁”；强行实行“公社化”实施农奴管理；剥夺国民自主迁徙权；“割资本主义尾巴”；垄断所有基本生活资料和资源、机会以实现对国民的绝对控制；随时任意宣布对谁谁实行专政；个人崇拜形式压倒所有秩序；忠诚鉴定决定所有人的生死荣辱......这部历史的根本特征即“老百姓不可正常生活”。假如早有“可正常生活战略”的概念，种种“错误”都不会犯，说这个战略高度概括了历史经验，不错。

　　“可正常生活战略”是检验思想、理论、法规、政策、公权行为的试金石。以往的“斗争哲学”、“基本路线”、“光辉思想”，以及种种借国家、人民利益之名的骗子、骗术，都被它打回原形：原来这是些不许国民正常生活的坏东西。

　　“可正常生活战略”检验其他战略。要落实的战略和追求的政绩是没完没了的，要是在执行、追求的同时，总是不顾国民正常生活，你一直发展，一直要政绩，这岂不是始终在坏事？这样，发展和谋取政绩的过程，就成了损害一部分人、再损害另一部分人的过程。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一些战略实现了，公众不满情绪还那么大？发展的成果不共享，你的发展让许多人“不正常生活”，这就是原因。

　　是的，中国老百姓不够富裕、不够文明、不够健康、不够卫生......我们的社会距离共产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还差很远。政府和官员根据差距对比理想，提出个什么进步目标那是太容易了，强行扰民的理由多的很。然而，将“可正常生活战略”往前面一摆，有没有真本事就显出来了。如果让百姓们以不可正常生活为代价造就你一点“政绩”，那完全可以据此对他做出“不够人性、丧失理性”的评价，同僚和上级，也应该知道相关人士是一笨蛋。

　　“可正常生活战略”在当前特别重要。当几个全职劳动者当年的剩余，不够一个学生当年的费用；当一个人得了“非临时疾病”，全家几十年的劳动积累也凑不够医疗费；当计算了一辈子的所得薪水后知道这辈子买不起房；当被大环境、小环境规定必须说假话不说实话；当贿赂成为每个人的生活常识和基本技能；当进食喝水都成为摄入毒物的机会.....人们既然过着这种“不正常生活”，别指望他们行为的正常，别指望他们心境平和、道德无亏，甚至，连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的正常化也不能指望。

　　谁有足够的人格力量和执政能力，能实现我这个简单的“最低战略”？谁能为实施这个战略扫除障碍、提供其实施的最低条件呢？这样一问，嘲笑“可正常生活战略”的人可以休矣。

　　悍然发现，悍然行文，悍然发布－－我用三个悍然，换各位一个悍然顶帖，咱们悍然成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