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莹：3年劝捐96副角膜

　　今年28岁的陈淑莹是我国第一位职业劝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劝人死后捐献眼角膜。她要听着别人痛哭，看着别人流泪，甚至还要忍受别人的怒骂。作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最前沿的一名工作者，她走着一条异常艰难的路。

　　从2003年至今，她成功劝捐96例，帮助212人寻找到了光明。令她最感困惑的是有效劝捐的线索非常难找。据统计，我国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高达200万，全国各大医院每年可以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只有2500例左右。

　　近日，深圳成立了首支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陈淑莹当了这支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目前，重庆、杭州、汕头等地都出现了专职、兼职或义务的劝捐工作。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员加入到志愿劝捐的行列中。这让陈淑莹充满了希望。

　　1人捐献可救5个人

　　11月4日，一整天邓到君都忐忑不安，作为一个母亲，她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一位即将到来的人:陈淑莹。因为她明白，只要陈淑莹一到，就意味着她儿子夏超明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多久了。更让她心如刀绞的是，陈淑莹是来劝她把儿子的眼角膜捐献出来的，“儿子死了还不能留个全尸。”

　　本来邓到君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见陈淑莹的，但是头天晚上，丈夫夏跃燕给她做了足足5个小时的工作。她实在拗不过丈夫，只好哭着勉强顺从了丈夫的意思。

　　夏跃燕一直有一个心结，他想把儿子夏超明的眼角膜捐献出去。夏超明是一名外来工，今年6月6日，突然觉得双脚无力的他，到医院检查后发现竟是恶性脑瘤。正当老夏愁着儿子医药费的时候，夏超明所在工厂的工人们自发捐款，凑了14000多元，解了老夏的一时之急。后来，社会上的好心人也给他捐了些钱，正是这些钱延续着夏超明的治疗。目前由于癌细胞扩散，夏超明下肢已完全瘫痪，“任何治疗都没有用了。”老夏说。

　　儿子的生命是无法保全了，“我想来想去，怎么回报帮助过我们的人？我想到儿子死了，器官可以捐出来，可以帮到别人，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下午5时，陈淑莹准时出现在老夏夫妇面前。哭红肿了眼睛的邓到君靠在丈夫身后，有些害怕地听着丈夫和陈淑莹谈话。

　　“有人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他却把光明留下来，你可以在别人的眼中看到他的光明。夏超明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他会感到很骄傲，你们很了不起。”陈淑莹说。

　　“不是我们了不起，是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了不起，那些人感化了我。”夏跃燕说。

　　“捐赠的事先不要跟孩子讲，让他能安心地走。”陈淑莹说。

　　“没有跟他讲，这个太残酷了，我们想让他带着生存的希望走。”老夏说。

　　下午6时，老夏填写了一份《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书》，同意捐献儿子的眼角膜和其它一些器官。如果这次捐献全部成功的话，夏超明1个人的捐献器官可使5个人重获新生。

　　公公婆婆不知她干什么

　　晚上8时，陈淑莹离开医院回家。每一次离开劝捐现场，她都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让心情从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劝捐中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在3年半前，当陈淑莹决定踏上劝捐岗位的时候，她没有考虑到这份工作居然要承受这么多。

　　陈淑莹是广东梅州人，1996年，从广州护校毕业后，成为深圳市眼科医院的护士。2003年5月，陈淑莹得知深圳眼库要招一名专职的劝捐员，当时报名的时间期限只有一个星期，一直拖到星期五她才报了名。

　　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想当专职劝捐员，陈淑莹的这个决定让许多人都惊讶不已。

　　男友反对她，父母也不同意，“妈妈说我一个女孩子还没结婚去干这个，就算男友不嫌弃，以后公公婆婆也会嫌弃。”一位同事也特意提醒她，“不要以为这份工作很好做”。

　　陈淑莹并不在乎这些，“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大家认为难做的，我偏要去试一下。”

　　为了避免麻烦，结婚后，陈淑莹的公公婆婆至今都不知道她的具体工作。

　　第一次劝捐差点被人打

　　工作前半年是最困难的阶段。她没有经验，也没人告诉她该怎么干。“我几乎每天都要哭，心理压力特别大。”

　　第一次劝捐的经历陈淑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不仅挨了骂，还差点被人打。2003年7月，陈淑莹听说发生一起车祸后，就赶到了医院。遭遇不幸的是一位20岁的男孩，医生已经诊断为脑死亡。陈淑莹小心翼翼地向男孩的母亲出示证件，说出了劝捐的想法。悲痛中的母亲一下子扑向陈淑莹，撕扯着她的衣服吼着:“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咒我儿子死？”男孩的其他亲属也冲着她大骂，要不是护士们劝阻，一位家属都要将她丢出去了。

　　“我当时感觉挺委屈的，凭什么受这种气呀？”陈淑莹说。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她又回到了病房一连几天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没想到男孩的家人后来居然同意了。

　　劝捐还要抬尸体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历，陈淑莹更加努力了，每天都不停寻找哪里有死人的消息。但更多时候，她面对的是难以诉说的委屈。一次经历让她至今难以释怀，一位病人家属愤怒地对她说:“你那么有爱心，怎么不去劝你的爸妈？你拿去要卖多少钱？”

　　令陈淑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份劝捐工作居然还包括了帮尸体穿衣服，抬尸体去殡仪馆。“当时几层楼高的楼上，都是我们把尸体抬下来，家属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服务。”直到2004年下半年，殡仪馆有了新规定，陈淑莹的工作中才少了抬尸这一项。

　　有一段时间，陈淑莹感觉做不下去了，“每天我看到的都是人生最灰暗的一面。一般劝说10次，成功的只有一两次。我当时都快疯了。”这时陈淑莹想到了一个调节心理的方法，找卖保险的人聊天。“卖保险的和我们都是要做人的工作，后来我想通了，做这一行要把挨骂当作一种享受，这样慢慢走出来了。”

　　挺着大肚子到医院劝捐

　　只要有一例可能接受劝捐的人，陈淑莹总是尽全力去做。去年在休产假期间，只要“报料”来了，陈淑莹仍然挺着大肚子往医院跑。快临产了，她还到医院跑了一趟劝捐。

　　回到家里，陈淑莹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孩子。每当这个时候，母亲都会提醒她要先洗一下手。平时的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到休息，陈淑莹就想着完全放松自己，“我在家时很懒的，几乎什么都不做，星期六就是睡觉。”

　　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陈淑莹。“越出名，我的工作反而越难做了。一些病人的家属看到了，他们会说原来我对他们这么好，也是有目的的。”而由医院设立的专职岗位来做劝捐，也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医院的牟利行为。

　　深圳市眼科医院的姚晓明博士说:“医院只收取眼角膜保存费用和手术费，角膜本身不收取任何费用。医院做一例眼角膜移植手术的费用约6000元，相当于其它地方的一半左右。加上医院的一些费用支出，往往做一例手术还亏钱。”文并图/何涛RJ206

　　图:病人母亲的泪水是陈淑莹(左)最难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