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时间税”与城市竞争力成反比

　　世界银行中国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近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表示，企业支付的“时间税”的多少已经取代硬环境指标，成为中国城市吸引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上海证券报》11月13日)

　　当代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指出，不同社会机构之间的速度差异形成“失同步化效应”，企业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时间税”。世界银行则将“时

　　财富总是具有时间属性。企业把过多的时间用于和政府打交道，势必减少用于生产经营的时间。更何况，企业把大量时间用于和政府打交道，也将支出大量人力和物力，企业竞争力势必受到影响。杜大伟在这次论坛上曾举例说明，沿海地区东莞、惠州、汕头、江门、深圳、青岛、绍兴和珠海等城市，企业进出口通关时间为3至4天，但是排在最后24位的城市，平均通关时间却在20天左右。时间就是金钱，企业青睐通关时间少的城市，当属十分自然的事情。

　　“时间税”与时间密切相关，但往往并不只是个时间问题。在时间背后，隐藏着复杂的体制因素。世界银行的调查表明，“时间税”趋向与政府干预程度呈正向关系，而行贿则是政府卷入企业决策的“替代物”。由于政府可能利用控制权把成本强行摊派给企业，而企业则力图通过行贿同政府官员达成暗地交易以降低这种干预所追加的成本。原来，企业支付“时间税”耗去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收买权力的额外支出。由此可见，“时间税”居高不下，对企业的投资意愿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企业支付“时间税”的多寡，往往掌控于政府特别是审批部门的官员。诚然，按世界银行在转型国家调查的结论，企业与政府官员讨价还价交易过程中，企业从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中获得的实惠可以被看作是企业为政府干预付出的“时间税”和贿赂支出的替代品。但是，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势必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使竞争陷于无序，财富积累变得难以预期。更何况，企业发展有赖于良好的经济秩序和自由的创业空间，没有哪一家对财富积累抱有远大志向的企业会寄希望于政府特别是个别手握实权的官员开恩。从这个意义上说，财富对权力的依恃，绝不会构成投资诱惑。

　　权力过度和随意干扰经济，导致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失灵，仍然是中国很多城市的内伤。“时间税”成为中国城市吸引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寄托了资本对自由空间的期盼，更寄托了投资者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转型和有效制约权力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