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汉子千里追凶十二年

　　一声枪响女友栽倒在地

　　汝州市看守所内。戴帽子是李景涛一个固执的习惯，在清一色光头队伍里，他的帽子非常扎眼。抓捕者和李景涛的“猫鼠游戏”整整持续了12年，以至于李景涛被警方从郑州押解回汝州的时候，他脸上一直很平静。

　　李景涛告诉记者，在四处躲藏时，他经常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但当他真的走进高墙后，又有些不甘心。

　　在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并附带民事赔偿15万多元时，他提起了上诉。

　　目前，接到省高院发回重审的裁定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再次开庭审理此案，而最终判决尚待时日。

　　以前，李景涛是不戴帽子的。刚刚高中毕业的他正春风得意，一边在村里开商店，一边与同校低年级的校友李晓娜热恋。

　　好景不长，这对恋人随着李景涛生意的失败而最终分手。不久，李景涛便与他人举行了婚礼，而李晓娜也与自己同村的马万军谈起了对象。

　　1993年4月6日，准备“五一”结婚的李晓娜与马万军一起到邻近的汝州市纸坊乡买家具。谁也没想到，那一天，李景涛在半道与他们乘上了同一趟中巴，并且就坐在李晓娜旁边的位置上。

　　李晓娜想起了两人一块做生意时李景涛还欠她2000多元钱，这是个讨债的好机会。

　　“车上人多，下车再说。”李景涛说。在纸坊乡路口，几个人刚一下车，李景涛便用枪顶住了李晓娜的脑门。

　　“打死我你也活不成。”李晓娜话音刚落，“砰”的一声，枪响了，马万军扑过去抱起栽倒在地的李晓娜，“头上的血一个劲儿往外冒，牙全磕掉了”。

　　李景涛在前边跑，马万军在后面追，但最终没能追上。

　　初次追凶在云南一无所获

　　没追上凶手，是因为马万军惦记着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友。他抱着不省人事的李晓娜，跪在地上拦过路车，但没有一个司机敢停车拉上这么个血人。无奈，马万军借了邻近村民的一辆架子车把李晓娜送到离事发地不远的纸坊乡卫生院。卫生院能做的，只是给伤者输上氧气，让赶紧送到大医院去。

　　从汝州第一人民医院，再到洛阳150医院，李晓娜经过近10个小时的紧张手术，大脑中的子弹终于被取了出来。再经过3个多月的后期治疗，仍然不知道马万军是谁的李晓娜终于可以出院了。

　　以前活蹦乱跳的花季少女，如今成了头骨上镶着塑料，满嘴假牙，痴痴呆呆的人。那一枪，虽然没令李晓娜丧命，却造成了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此后，马万军像变了个人。他白天在李晓娜家照顾她，晚上回到自己家中翻看地图——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内遍搜凶手。只上过小学的他甚至还借来法律书籍硬啃。

　　乡邻们的风言风语不断灌入耳中，“有仇不报非君子，窝囊废，眼看着人家把女朋友给毁了却没法”。马万军说：“要通过法律来报仇。否则气虽然出了，自己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总有一天要让乡亲们看一看，我不是窝囊废。他李景涛就是逃到天边去，我也去把他找出来！”马万军发誓。

　　1993年的春节，马万军第一次不打算在家过年了，他凑了1万多元钱，独自一个人踏上了追凶之路。追凶第一站选在了云南，他听说李景涛在云南卖小吃。

　　不知道李景涛究竟在哪个县，也不知道李景涛究竟卖的是什么小吃，马万军只有一个县一个县地找，一道街一道街地过滤。所带的钱很快花完了，所有他认为凶手可能出现的地方都找遍了，可凶手依然没有找到。

　　马万军已身无分文了，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在一个名叫合浦县的小镇上遇到了一个宝丰人的魔术团。经过一番苦苦哀求，魔术团同意让他在团里打杂混口饭吃。一路跟着魔术团，马万军才回到老家。

　　就在马万军发誓要抓到凶手并开始付诸行动时，李景涛开始了他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涯。

　　李景涛在看守所内告诉记者，枪响后，他从事发现场一直朝南狂奔，先是趟过齐腰深的汝河，把枪埋在河边沙滩上，然后一路跑到宝丰。当晚，他乘车跑到了重庆。

　　因为随身带有2万元进货款，所以到了重庆的李景涛一开始并不为生计发愁。可他最怕看到警察，也最怕听到警笛声。最初的几个月，李景涛时常处于幻觉之中，总听到警车在夜晚突然响起，冰冷的手铐随时会在睡梦中降临。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戴起了帽子。

　　追查12年依然不愿放弃

　　第一次返家后的马万军开始有计划地与李景涛家的亲戚朋友接触、套近乎，有时提着礼品去。

　　马万军所住的郏县薛店镇薛南村与李景涛的家东关庄村实在是太近了，马家与李家可以说互有“耳目”，这边稍有动静，那边可能就做出了反应。

　　1994年秋，又有新消息传来：李景涛极有可能在重庆。马万军二话没说，借了几千元钱约上同村几个精壮村民便直奔重庆。

　　马万军等人从重庆的闹市区一直寻到偏僻小巷，全是步行，有时找到深夜，几个人就在电影院门口露宿一晚上，第二天再继续找。10天过去了，20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找到。几个人身无分文后，只能扒货车回到宝丰。

　　接下来的几年间，马万军已记不清重复过多少次这样的无功而返。只要一有新消息，哪怕是借钱，马万军也会立即动身，出去寻找。

　　1994年冬，马万军再次来到重庆，这一次，他把目标锁定在离重庆较近的几个地方；1995年春，马万军把近半年的积蓄全部带上，坐火车去了兰

　　州——他本打算去新疆，可到兰州后听老乡说李景涛在那儿的可能性不大；1995年冬，马万军又去了山东，谁知刚到没几天，神志稍稍清醒的李晓娜打电话催他回去结婚。

　　1995年11月3日，马万军在李晓娜家中草草置办了酒席——因为他早把自己家中的拖拉机、电视机等所有值钱的物件都变卖了，而此前他在税务所的工作也丢了。

　　新婚之夜，马万军抱着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痴呆的妻子又一次发誓：“这辈子若不能找到凶手，我死不瞑目！”

　　同样的誓言，他也曾多次当着汝州警方办案人员的面说过，但办案人员显然已对这起案子不报什么希望——他们最初几年进行搜捕后，弄丢了原始档案及李晓娜头中取出的子弹。

　　一年一年过去了，每当面对犯病后痛苦不堪的妻子，每当在报纸上看到哪个地方的警察成功抓在逃嫌犯的消息，马万军都会倍感难过：“老天不公平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找不到凶手？”

　　特别烦躁的时候，马万军会产生奇怪的想法：万一李景涛已经死在逃亡的路上了呢？

　　买房落户嫌犯过上“市民生活”

　　时间或许可以改变一些东西，但并不足以改变一切，比如李景涛心底的惶恐和马万军继续追凶的决心。

　　事实上，当马万军先后两次赶到重庆时，李景涛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李景涛先是在朝天门码头批发一些小商品到自由市场上卖，然后批发些水果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卖。就这样，到了1994年的麦收季节，实在撑不住思念家人的李景涛偷偷回到了平顶山的妻姐家，把妻子也接到了重庆，继续着他卖水果的营生。

　　在重庆，李景涛曾几次想到过自首，但最终侥幸心理占了上风。

　　也就是在这期间，李景涛的儿子出生了。他为儿子取了个名字，叫李圳塬，意为四川出生的中原人。

　　1996年5月，李景涛带着妻儿返回河南，但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把逃亡的第二站选在了郑州。

　　而这期间，经济拮据的马万军逐渐缩小追凶范围，他开始在邻近的矿区搜寻，有时他也会到一些小煤矿上打零工。

　　李景涛到郑州后，先是在一家加油站当加油工——那时，他的帽子由黑色换成了黄色。再后来，李景涛在某公园附近租了个摊位卖花。随着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李景涛已经在某小区购置了一套商品房。

　　随着新房的入住，入户似乎顺理成章。2001年6月，李景涛决定冒一次险：在郑州办理好户口迁移手续后，他租辆车直奔家乡所在地派出所。与以往不同的是，习惯戴着帽子的李景涛又特意戴上了眼镜——他怕万一被熟人碰上。幸好，没遇见一个熟人，也就是20多分钟，李景涛顺利地办理好了户口迁移手续，他成了郑州市民。

　　而此时的薛店镇派出所民警已经换了好多茬，他们可能已经淡忘了辖区内还有一名命案的嫌犯没有归案。

　　永远不会淡忘这起命案的马万军这时正在武汉汉正街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上转悠，他已经有3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他想在这里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凶手。

　　郑州落网12年追凶终有结果

　　李景涛在郑州的消息最终传到马万军的耳中，他听说凶手在郑州后，就放弃了全国撒网的计划。

　　几年间，马万军一有空就往郑州跑。他还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没事儿就开着去郑州，到郊区花农的大棚里与花农闲聊，逢人便拿出一张李景涛的半身像，问人家见没见过这个人。

　　这张照片是汝州警方与郏县警方联合去李家搜捕时搜出的，它已经在马万军的口袋内变得皱皱巴巴了。马万军已记不清曾在多少个地方向多少人问过同一句话：“见过这个人没有？”

　　李景涛自从有了郑州户口之后，尝试着融入社会——他极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还购置了一辆价值十几万元的越野车，为的是参加越野赛。

　　接下来的日子，也许是李景涛最为辉煌的时期：有房，有车，每逢节假日，他会学着城里人的样子，驱车带着妻儿到风景区去度假。每次从南方购货回来，他会给妻儿带些礼物。

　　可李景涛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轻易不摘下帽子，一般不在摊位上待够两个小时。

　　李景涛就这样在郑州过起了与其他人一样忙碌舒适的市民生活。在他居住的小区里，没人知道他是个在逃嫌犯；在他交往的朋友及生意伙伴中，同样没人会相信他是个在逃嫌犯。

　　李景涛至今仍不清楚，其实在警方抓捕他之前10多天，马万军就躲在花卉市场门口的一辆面包车内，一次次观察他在市场内出出进进。

　　2005年3月8日，这一天是妇女节。一大早，马万军带着汝州民警赶到了花卉市场，在当地派出所民警及市场管理办公室的配合下，李景涛很快被控制住了。

　　当戴上手铐的李景涛听说是汝州民警时，脸上有些出奇的平静：“我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

　　说这话时，李景涛仍然戴着帽子，而站在路对面遥望着这一切的马万军在给妻子打完“报功”电话之后，幸福地瘫坐在地，脑中一片空白，眼泪流了下来。

　　□记者朱长振文图

　　李景涛

　　马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