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暨大三次停办五度迁址

　　南京初创

　　首期21侨生多为广东籍

　　追寻今日暨南大学之成长与发展，自当从清末暨南学堂的创办开始。

　　进入20世纪，与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的新政改革相呼应，海外华侨中出现了第一次办学高潮。新式华侨学堂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但是，在海外华侨兴学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端方回国后，便着手上书朝廷，要求创设暨南学堂。

　　1907年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当时的暨南学堂校址选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该处地居南京城中央，鼓楼之南，唱经楼之北。当时学堂有侨生21人，由于这批学生大部分为广东籍，端方指派广东人温秉忠为学堂总理，郑洪年为庶务长。当时侨生所学的功课主要有修身、国文、经学、算术、英文、国画、历史、地理、理科、乐歌、体操等。至此，由国家兴办的华侨教育事业迈开了艰难的一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形势发展得相当快。南京守城将领张勋极力效忠满清皇室，下令大肆逮捕革命党，凡是没有发辫并戴有白手帕者，一律被认定是革命党。学堂为了安全，即与铁路局协商，临时拨出平民小公车（运货车），星夜送学生到上海租界避难。从此，师生星散，暨南学堂停办。

　　黄炎培复办学堂 更名“国立暨南学校”

　　辛亥革命后，随着华侨与祖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华侨学生回国求学的人数也逐年增多。由于国内此时并无专门的华侨学校，他们只得分散在上海、北京、福建等地的一些学校。到1915年8月，归国求学的侨生已经达到300余人。由于分散就学的缺点十分突出，侨生的知识能力、中文水平与就学机构的教学方式并不相适应，这些矛盾促使人们再度关注暨南学堂的复办问题。

　　1917年11月1日，教育部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委派黄炎培为筹办员。同年11月24日，黄炎培在南京暨南学堂旧址设立筹办处，并邀集赵正平从上海来南京，共同筹划恢复暨南的有关事项。暨南学校复校的筹备工作在黄炎培等人的率领下，历时5个月，耗资万元，于1918年2月大体完成，校园面貌焕然一新。1918年3月1日，暨南学校补习科正式开课。中辍6年之久的暨南事业又重新开始，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

　　真如建校

　　校址选定真如 暨南学校升格大学

　　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已是中国商业最发达、江南教育最为集中的地方，与南洋的交通也更为便捷。1920年3月27日，黄炎培与校长赵正平等人开始筹划学校迁沪和设立商科大学的工作。经多方努力，学校终于与上海的松社商定借用校舍。1921年2月底，暨南学校商科首先由南京迁往上海徐家汇。

　　最后，经过校董、校长和各主任多次筹商，最终决定选址沪宁铁路的真如车站旁边。上海真如建校是暨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意味着暨南从内地创校到大都市崛起，也意味着它从中等学校逐渐转变为综合性大学。

　　192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任命郑洪年接任校长。鉴于政局既定，南洋华侨对华侨高等教育的期盼，郑校长决心对暨南进行彻底改革，除旧布新，最重要的是将暨南学校改组为一个完善的大学。暨大改组后，学术气氛更加浓厚，学术流派与学术交流日趋活跃。鲁迅先生就曾三次到暨南演讲。第一次演讲是在1927年11月6日，中文系主任夏丏尊邀请鲁迅先生在华兴楼饭店，慕名而来的暨南学子非常多，鲁迅先生做《关于文艺创作和读书方法》的即席演讲，主要是涉及文艺创作和读书方法等问题；第二次是在1927年12月21日，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路》；第三次则是在1929年12月4日，学校再次邀请鲁迅来校演讲，讲题是《离骚与反离骚》。这一讲题表面上是古典文学论题，但隐含着古为今用的深意，他论证离骚就是牢骚，分析了古往今来各种发牢骚的方式与策略。

　　“一二八”事变后 暨南大学分散三地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袭击上海。由于真如处于战区，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商请沪宁铁路车务处，租用一列军车和十二辆铁篷车，于29日将在校学生570余人运送到苏州，有部分学生激于义愤，留在战地服务。3月3日，真如校舍被敌军占领，学校决定在学生较为集中的上海租界、苏州、广州三地分别办学，并为照顾战区失学的学生酌收借读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天早晨，暨南大学举行会议，师生们作出了悲壮而坚毅的决定：“当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时任校长的何炳松先生含泪向教师们宣布这一消息后，让大家分头准备上课。上课铃如往日一样响了，学生们如往日一样坐在了课座上。教师们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学生们脸上呈现出坚毅的神色，静静地坐着，听老师在讲台上严肃而镇静地讲授“最后一课”。

　　迁址建阳

　　小福州再建侨校 学生得以全面复课

　　建阳地处闽北，福建又是著名的侨乡，当时的建阳人称“小福州”。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东部地区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立暨南大学也从上海租界内迁闽北建阳。而在此前，为了未雨绸缪，做好持久抗战准备，保存祖国文化命脉，为暨大内迁做准备，学校请示教育部拟在重庆、福建筹设暨大分校。后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决定在闽北建阳童游设立分校。

　　南迁的艰难困苦和遭遇的种种磨难，非亲身经历难以言表，据周之瀛、顾汝俊两校友曾回忆：“1942年2月初，刚过春节，同学们二三人为一批，先后离开‘孤岛’。周之瀛和我在跑单帮商人的向导下，经杭州后，进入浙东沦陷区。白天绕道走小路，攀山越岭；夜晚经闲林埠偷渡敌人封锁线，蛇行匍伏，趴出铁丝网，穿过公路，便拼命的赶路，顾不得饥寒疲惫奔了几十里的崎岖山路。到天亮总算幸运才见到一个小镇，在临时摊头上买食品充饥，这时向导才说就在穿过的铁丝网上头还挂着人头呢！以后又行了整整一天，才到我抗日前沿的渌渚。

　　2月16日平安到达金华，我们高兴地找到暨南大学内迁接待站，地址是金华文昌巷，也就是何校长的家。当时由训导处娄子明接待登记，安排食宿；并代何校长向我们亲切慰问。还说何校长如何煞费苦心的筹备金华接待站，还让出房屋供使用，全部心力都用在迁校和关切师生员工上，在安排好接待工作后，校长又去他处办事了。所以我俩在金华没有见到校长，听到这番话，我俩自然万分兴奋，为回到了母校怀抱而激动。

　　2月20日，我俩到达建阳母校，已先到的老师、同学都很热情地欢迎，相互热泪盈眶地握手拥抱，确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情，倍感母校大家庭的温暖。”

　　1942年夏，暨大总校迁闽完毕，暨大建阳分校名义遂被取消。1942年9月各院系在建阳全面复课，并利用寒暑假补上了上半年一个学期因迁校而耽误的课程。暨大南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正如论者所称：“上海的高等学校众多，真正能够排除万难，迁校成功的只有暨南大学一所。这不能不归功于何炳松校长的爱国热忱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师生员工不怕艰苦，团结在校长的周围，共同克服困难的决心。”

　　复迁上海

　　复迁历时两月 文史名家云集

　　进入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这年元旦，距建阳暨大校门约有百米横跨马路的“声教南暨”牌匾两边贴出一副春联，上联是“万象回春正开罗会后胜利可凭失地尽重光相期共醉凯日下新翻破阵乐”，下联是“一年夏始溯歇浦来时弦歌不辍故江应无恙将见同归棹真如再现读书声”寓意抗战必胜，暨大复迁上海指日而待。抗战胜利，外患终除，屡经战连祸接的暨南师生终于看到了复兴暨大、壮大暨大的希望。学校除遍揽名师外，还制定了院系调整、扩充规模的庞大计划，以使暨大真正承担起光大华侨高等教育、复兴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经何炳松在沪奔走数月，与有关方面接洽后，“暨大校舍两处，始告确定。”

　　1946年春，暨大提前考试后放假，于4月开始迁沪工作。学校组织了几辆卡车，将全部图书、仪器，经龙游、兰溪和杭州运抵上海。另一方面，学校向师生分发路费分批回沪。复迁工作历时两月，于6月全校迁沪完成。

　　暨南大学复员返沪后，受时局影响，教学科研不得不因陋就简。随着院系增加，学生增多，现有临时校舍远不敷使用。且学校分散在东体育会路、宝山路、青云路和润德坊四处，管理上麻烦丛出。国民政府虽有在南京建永久校址之规划，但局势动荡，迁校南京之举遥遥无期。故自1947年始，暨大一面迭次呈请教育部，拟先就真如校址，规划建造校舍，以改变目前局促狭隘的困局。

　　当时的暨大汇集了一批名教授，尤其是文史学科，不少教授皆一时之选。钱钟书先生于1946年8月受聘于暨大，讲授《文学批评》、《英国文学研究》等课程。当时的学生回忆道，钱先生常穿一套深棕色的条纹呢西装，戴一副黑边眼镜，一口清脆的牛津腔英语。两手常常依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既深刻的分析作品，又善于发挥联想，每抓住一个话题时，便溯源穷流，由表及里，贯通中西，纵横对比。

　　复员回沪时期的暨南大学，受内战影响，海外侨生入读者甚少，但暨南大学仍然坚持侨校的一些做法。学校的各项制度设计及规定除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文件外，还结合了“适应海外华侨特殊需要招收华侨子弟及国内有志于海外事业者”这一教育宗旨，且一直以“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本国文化及发展海外事业”为培养目标。

　　广州重建

　　文化大革命期间 暨大第三次停办

　　1949年在暨南校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1958年前，华侨学生回国投考高等学校，录取后一般就读于中南、华东、华北等地区的高等院校。但是全国还没有一所全日制的、正规的华侨高等学府，这给侨生读大学带来诸多不便。广东省是我国华侨人数最多的省份，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越。因此，有关方面决定在广州重建中国第一所华侨大学——暨南大学。

　　重建暨南大学，首先是由广东省政协讨论通过在广州创办华侨大学的提案，并报国务院批准。从1957年9月成立筹备委员会，1958年9月开学，一年时间的筹备工作，就把暨南大学建立起来了。

　　关于暨南大学的校址问题，起初一度选址在广州芳村白鹤洞，利用8中和22中学的环境。但考虑到靠近广州钢铁厂，将来钢铁厂发展起来有一定影响，加之要搬两间中学，预计新建这两所中学共需180万元，还需进一步修理才能使用，而且原校舍只能做宿舍，还需另建课室，因此在白鹤洞选址的问题行不通。后来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建议，并由广东省委作出决定，暨南大学的校址在广州石牌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扩建。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暨南大学在1958年9月24日正式开学。

　　经过十余年的初步发展，暨大各方面工作都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华侨最高学府”再度焕发出青春与活力，正当暨南大学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之际，却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气焰达到顶点，他们企图在广州另立党中央，撤销暨南大学，并把第一军医大学迁到广州接管暨南大学的校园。

　　暨南大学撤销后，所属各系在3月底前并入各有关院校。暨大这所华侨高等学府在十年动乱中，就这样被肢解了。暨南大学从1966年至1977年停止招生长达12年，新中国的华侨高等教育事业，被林彪、“四人帮”摧毁殆尽，这也是暨南大学校史上的第三次停办。

　　十年动乱后 半年之内复办暨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全面总结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消除“左”的影响，纠正在侨务工作和华侨教育事业中的错误，恢复并进一步制定了侨务工作和华侨教育的方针政策，使华侨教育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落实党和国家关怀、爱护、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一贯政策，满足海外华侨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回国、回内地求学的愿望，党和国家把恢复暨南大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7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提出要把暨南大学首先恢复起来。翌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外交部《关于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的情况报告》的文件中，明确指出要“逐步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和若干华侨补习学校。”此后，根据国务院指示，暨南大学筹备复办并决定于同年秋季即招生开学。

　　当时复办暨大，几乎一切都从零开始，任务非常艰巨。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广大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仅经半年时间的筹备，暨南大学便恢复了，并于当年秋季招生开学。

　　90周年校庆之际 跃升国家重点大学

　　1996年6月15日，是所有暨南人值得庆贺并为之骄傲的日子。当天，学校隆重举行建校90周年庆典，追忆九秩往事，成就令人自豪。而就在6月14日，暨南大学顺利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由一般大学跃入国家重点大学，侨校又谱新篇，成绩让人振奋。

　　在庆祝大会上，刘人怀校长在题为“庆九十华诞、建一流大学”的致辞中指出，暨南大学在顺利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之际，迎来了建校90周年的大喜日子。“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对暨南大学今后的建设和发展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刘人怀说。

　　摘自《暨南百年史》 李月婷 整理 本版图片 时报记者 巢晓 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