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储蓄下降并不意味内需改善

　　不把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储蓄率降下来，中国经济中的投资率居高不下和对外经济中的高顺差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得以解决。

　　央行日前公布的10月金融运行数据显示，在股市分流的影响下，当月人民币储蓄存款减少76亿元，惊现自2001年6月份以来的首次月度储蓄下降，其中活期储蓄同比减少21.6亿元，定期储蓄同比少增607.9亿元。同时，当月人民币储蓄余额为1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

　　储蓄存款下滑本身并无多大意义

　　坦率地说，储蓄存款下滑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如果将此解读为中国经济的内需改善，甚至于就此形成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拐点的判断，只能说是有悖经济学基本常识。

　　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储蓄与银行储蓄存款，根本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储蓄，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简单地说就是收入减去消费。高储蓄的另一面就是低消费。储蓄多了，消费就会少，反之亦然。

　　一般来说，一国的储蓄大致分三大块：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前述观点的缪误，在于把国民储蓄与居民储蓄（更窄一点的定义可以是银行的储蓄存款）简单等同。人们在谈中国的储蓄率过高的时候，想当然的理解是居民的储蓄率过高。

　　据亚行经济学家汤敏先生测算，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大致为GDP的16％，远高于美国的4.8％，日本的8.2％和法国的10.8%.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红利至少还有5～10年的增长期，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并没有多少异常。据世界银行估计，印度居民储蓄率为22％，比中国还高6个百分点。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居民储蓄率自1996年达到20%的GDP高峰后，近年来一直在往下降，过去3年稳定在GDP的16%左右。明确地说，单从储蓄存款下滑就想要解读出多少中国宏观面改善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特征依然明显

　　恰恰相反，我们再看看其他相关数据，可能更多是隐忧，很难乐观起来。

　　10月末，广义货币M2依然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7.1%，增速高于9月底的16.8%，远远超过了年初确定16％的目标，也创下了增速连续第17个月超过目标值的尴尬纪录。考虑到储蓄存款的减速（同比增长15.5%），由此推断，企业和政府存款在加速增长。

　　这一分析与贷款数据反映的情况是相吻合的。10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170亿元，同比少增94亿元。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838亿元，同比多增319亿元；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减少705亿元，同比多减少436亿元。所谓信贷增速的大幅下降，主要来自于水分很大的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大幅压缩（大量银行资金在票据市场和货币市嘲空转”，是中国金融近两年“流动性过剩”的突出现象），而中长期贷款增速依然较快，固定资产投资的压力依然比较大，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特征依然明显，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未见得乐观。

　　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注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

　　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由于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

　　故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要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

　　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还在不断攀升，从1996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而其中，居民个人总储蓄仅占了国民总储蓄的30%～40%（近几年还在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总储蓄才是主要构成部分，几乎占到了70%.特别是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财政收入的份额就一改持续了近15年的下降趋势，自1995年起开始不断攀升，截至2004年，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的可支配收入（包括国有企业未分配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迹象。2004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2.64万亿，预算外财政收入4700个亿，加上国有企业当年未分配利润近6000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4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4.25万亿元，占到GDP的27％以上。

　　可以讲，不把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储蓄率降下来，中国经济中的投资率居高不下和对外经济中的高顺差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得以解决。故此，当下改善经济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政府应考虑通过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储蓄，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根据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使用税收机制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刘煜辉（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相关报道见昨日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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