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敬爱的老领导仲夷同志

　　·钟阳胜·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原第一政委任仲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本报今天特刊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阳胜同志撰写的文章《深切怀念敬爱的老领导仲夷同志》。

　　——编者

　　任仲夷同志逝世一年了。仲夷同志受命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是广大干部群众十分敬重的老领导，当然更是我十分敬重的老领导、长者和老师。他虽然离开我们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仍然历历在目；他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贡献，带领全省人民“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开放精神，他的崇高品质，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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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由此开始，我与仲夷同志有了不断的接触交往。此时，正是他受命赴南粤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刚来不久。现在，任老已溘然长逝一年，24年的交往也已成往事，变成了脑际一幕幕电影。人们看到，无疑这24年历经了几届省委省政府的努力，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在南粤大地发生的则是翻天覆地的巨变。这巨变深刻地改变了广东的面貌，影响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并让全世界瞩目。这巨变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正确领导，归功于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广东人民的拼搏奋斗，但也离不开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仲夷同志的重大贡献和对广东一段历史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他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大胆探索，灵活变通，以高超的领导艺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三真”方针和“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三放”方针，克服了重重艰难，经受了严峻考验，为探索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在全国先行一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广东改革开放做了开创性、基础性工作，为广东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和创造了经验，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贡献。我作为亲历者，见证了他是如何谱写这段辉煌壮丽的华彩乐章的一些事。

　　图：2002年11月，任仲夷同志赴京出席党的十六大时在机场接受采访。本报记者魏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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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仲夷同志的接触，要从他提议组建省委政策研究室说起。

　　我从北京调广东省委工作后，首先听到的是省委组建政策研究室的由来。1980年11月，仲夷同志调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11月18日，他在全省地、市和省直部委办局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领导对广东工作的指示时，特别提到邓小平同志对他说“广东的工作要从抓政策入手”的要求。11月20日，仲夷同志在听取了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后说：同志们反映的问题，很多都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了，很多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政策定准了，一解决就是一大片。政策研究花些力量，是值得的。他提议省委尽快成立政策研究室：“省委要有个‘智囊团’，要有个参谋班子，他们要以主要力量搞调查研究，能够反映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当时广东省委还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只是在省委办公厅下设有一个调研室。仲夷同志说，他把省委办公厅比作热线，省委政策研究室比作冷线。“冷线就是要冷静考虑问题，要十分慎重，要搞准。一条政策搞对了就能调动群众积极性，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搞错了损失也很大。”设立省委政策研究室，是仲夷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提议成立的第一个机构。这时，他调到广东仅十多天，可见他对政策研究是何等的重视。

　　在仲夷同志强有力的推动下，省委政策研究室很快组建起来了。1981年4月5日，仲夷同志对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做了详尽指示。他说：“要集中一批有头脑、有见解的人，成为‘智囊团’。”“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任务是省委正确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参谋部门，帮助省委拍板拍得准，决心下得对。”他明确指示，省委政策研究室当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研究室就要抓这个题目，大有文章可做。要研究有哪一些是在我们省的权限范围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又提出了选拔政策研究室干部的条件：要有理论水平，思想政治水平，熟悉政策，了解情况，知识面比较广，有思考研究能力和表达能力。研究室的干部快点配，但要配一个是一个，宁缺勿滥。要从全省选拔优秀的干部。要有一些年轻的干部，文化高些，能看懂外文资料的。到这里工作的干部接触领导多，要特别注意严守纪律。

　　按照仲夷同志的上述要求，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挑选研究室干部的工作。当时，我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历史唯物主义专业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不久，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搞理论研究。省领导出面与我的工作单位联系，把我选调进了省委政策研究室。从此以后，我开始了与仲夷同志的亲密接触，有了近距离向他请教学习的机会。

　　我对仲夷同志提出“研究室要成为锻炼培养干部的地方”的观点有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研究室这个部门是锻炼干部、培养干部的好地方。这里学习机会多，也应当多学习，以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他还认为，研究室的干部要相对稳定，但也要做必要的交流，也要有进有出，有一定的流动性，保持生龙活虎，不是一潭死水。要与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交流，参加一段实际工作，这对培养干部很有好处，也有利于做好政策研究工作。正是因为有仲夷同志这样的工作指导，我在1983年被破格提拔为处长，并于1985年-1986年被组织派到新会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1986年底挂职期满回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就担任了副主任的职务。1987年底，省委认为我从生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开始，来自最底层，读书又不少，还需要下去一段时间进行磨练。特别当时新建四个地级市，下面需要干部，和平县作为革命老区因为特别困难，特别需要干部，又调我担任河源市市委副书记兼和平县委书记和河源市委副书记、市长。临走前，时任省委书记的林若同志找我单独谈话说，解放前他在和平县打过三年游击，那里很困难，省里曾经派过六七个厅级干部去任县委书记，但结果都不大理想，派你去不是去当官，是希望你能解决问题，打开工作局面，不打败仗，打胜仗。经过几年的磨练，我没有辜负省委的期望，于1991年9月便回到省委政策研究室担任主任。1993年后，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一期间，我边从事政策研究工作，边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攻读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后，我离开省委政策研究室，调任江门市市委书记。2000年后，我又回到省委，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2003年后，任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我三进三出省委政策研究室，三上三下从省里到下面市县，又从下面回到省里。我本人对这样经历有颇深的体会：一个干部、尤其是从事政策研究的干部，能够得到这种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锻炼和交流，大有裨益，既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又熟悉了下面的实际情况，诚如仲夷同志所说，确实有利于干部成长，也有利于政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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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老退下来后，我与他的接触交往更多了。尤其是1997年我调任江门市委书记后，我常常去探望他，请教他，聆听他的教诲。我感到，他虽然人退出了领导工作岗位，但依然怀着一颗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之心，时刻牵挂着治党治国、安民富民的大事，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多病，还是那样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勇于说真话实话，发表了许多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见，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殚精竭虑。这种精神实在令我感动。每次到他家，总是看见他不是在读报，就是在读书。当我一进门，他马上放下手中的放大镜，摘下老花镜，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喝茶慢慢谈。他很认真地倾听我讲述自己在下面工作的情况，有时还平等地与我交换如何做好一个领导干部的体会，完全没有半点大领导的架子。看得出来，他很关心全省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时刻牵挂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各种社会问题，对我的成长也十分关心。

　　我们无所不谈，每次谈话我都感到有收获。他经常与我探讨有关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理论问题，还常问我读什么书，也不时向我推荐一些新书。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读过一本叫《新知本主义》的书。我回答没有，他就向我介绍这本书，建议我读一读。事后我读了这本书，书中提出了“知识也是资本”的论点，强调了知识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掩卷后不禁长叹：任老已是年届九十高龄的人了，而且体弱多病，还花如此精力去阅读这么一本不算流行的理论新书。难怪许多人都赞叹任老人越老，思想越年轻，这与他那时刻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使命感，不断关注学习新理论、研究新思维、新知识的求知欲密不可分。他这种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敬佩不已。

　　仲夷同志为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我曾于1994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了一本经济著作《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当他知道这本书出版后受到我国经济学界和社会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还被评为1995年度“全国十佳经济读物”，一版再版，还被翻译成英文在欧洲出版，十分高兴。但令我料想不到的是，有人告诉我，任老竟然花了不少精力去研究我这本书，还与他人饶有兴趣地讨论我的经济思想。有一次，一位市县主要领导同志就某个经济问题请教任老，任老还过谦地说：“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我可以介绍你去找钟阳胜，他能说清楚。他这个人在经济上有一套。”这让我十分惊讶。任老作为一位老领导，政治家和思想家，德高望重，理论功底深厚，领导经验十分丰富，无论哪一方面都十分睿智，他的说法使我不安。我究想，任老这么说，无疑体现了他的虚怀若谷、治学严谨的可贵品德，反映出他提携晚辈、褒扬进步的高尚人格。这对我触动很大，深感这是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2000年6月，我从江门市奉调回省委任宣传部部长。上任之初，我特别登门拜访了任老，向他请教如何做好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他给了我不少宝贵的指点和鼓励。临走时，我请他为我写几句话。他接过我手中的笔记本，略加思索，挥笔写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多事耕耘，莫问收获”十六个字。我接过本子，深切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十六个字，是任老对我的勉励，也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更是任老自己光辉一生的总结与写真。他用这十六个字，也是用他一生的实践，勉励我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定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多做工作，奉献自己的有限力量，不向党和人民索取。任老已逝，精神永存。我一定以仲夷同志为榜样，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党和人民多做好事实事，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有限的力量，不向党和人民索取。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敬爱的任老，我永远怀念您！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