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信马由道：破解广州“操场禁令”两难之结

　　■信力建

　　据报道，广州有些学校对学生下“操场禁令”，不允许学生在下课后到操场追逐玩耍，以防产生伤害事故（《新快报》11月15日）。

　　对于学生而言，这显然是个不合理决定，让活泼好动的少年儿童成天坐冷板凳，不

　　但学校确有因噎而废食的苦衷，现在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宝贝，稍有些磕磕碰碰，有的家长就会打上门来兴问罪之师，或者会纠缠数月之久，领导那边挨批。

　　所以凡是吃过这种亏的学校，没有不选择谨小慎微的：不但是“操场禁令”，连体育课也以安全为最高的唯一准则，让学生们走走步伐了事，单双杠、跑道等设施宁可废置不用，竞争性、对抗性强的体育项目更是一律废止。

　　这种情况很令人忧虑，需要全社会重视这个问题，并从家长、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多方面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对于家长来说，是立足于将孩子培养成为品德高尚体质强健意志坚定智力发展的人，还是将孩子培养成智力发展但弱不禁风难以适应竞争环境的人？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当然需要承担体育活动所带来的适当风险。

　　对于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而言，解决“操场禁令”问题更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不可因噎废食以致削弱学生的体育训练。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各项安全措施，制定现实的具体标准，对可能出现的危险进行防范。当然，普遍购买学生意外伤害保险是其中一个可行的选择。

　　司法部门可以在解决“操场禁令”的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现有的操场禁令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害怕发生伤害后学校的责任过重。学校究竟应当在何种情况下、何等范围内承担责任或不承担责任，在民事诉讼中依赖于司法判断。最高院已经明确，学校所承担的不是监护责任，而是“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是“过错责任”，这一规定于过去相比是一个进步，但具体的“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如何界定，还是一个尚待司法实践解决的课题。

　　我以为在司法实践的宽严之间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能够对学校的态度产生决定性作用，若是对“相关义务”界定过于宽泛，使学校无论如何努力总不免于“责任”，则学校只能明哲保身以求平安，若“相关义务”界定于学校并不严苛，则学校的积极性较易于发挥，“操场禁令”自然不难解除。这是事关教育方针贯彻的大事，省高院、中院和基层法院都应重视这类影响性诉讼，并选择相关案例以利指导全面。（作者系知名教育人士）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