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社会需要更多“二流角色”

　　作者：李径宇

　　这是一个涂满油彩的时代，任何一个表面光鲜的人都可能藏着一颗自卑的心。

　　几天前，和一个在圈内居于二线处境的演员聊天，她言谈间流露出了无比的优越感。但喝了一些酒之后，她就变得非常落寞。一旁的朋友说，她的父亲在家乡的小城里，因为

　　她的伤悲，让在场的朋友们都不知该如何抚慰。

　　仔细想来，每个人都可能在某方面是二流的。比如，出生在社会地位处于二流的家庭，生长在二流城市，被二流大学录取，在二流小区里买房居住，工作在二流公司，这些如影随形的二流条件，几成命定，难以扭转，有时不免让人仓皇绝望。

　　无论中外，外在的出身条件往往奠定了一个人的多舛人生。

　　常常想到的一个人是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处于社会底层(连“二流”都没有达到)，虽然才华横溢，但当时凭军功或才干晋升的道路被等级制度所堵塞——为了挤入上流社会，于连先是占有市长夫人，后与侯爵女儿玛特尔恋爱。而当他平步青云之际，贵族阶级与教会相勾结，逼迫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信”，使他的飞黄腾达化为乌有。在向市长夫人开枪被捕后，他痛苦地反省：不管自己如何勤奋尽职，都不能改变上流社会对他的轻蔑。

　　于连的经历从某一方面表明，来自社会底部的意识往往具有颠覆性。

　　中国人把像于连一样的与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的结缘，叫做攀龙附凤。门当户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经验之谈，也可能是沾满血泪的教训之谈，往往，“门不当户不对”的夫妻关系十有八九都不幸福。社会地位越悬殊，因生活习惯等诸多不协调，双方关系不稳定的几率就越大。

　　保守的中国文化认为，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任何社会关系里，人们都需要维持其中的秩序，冒昧地打破社会关系的生态平衡，就可能遭到残酷的生态报复。

　　二流社会的好处就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显露出来，因为它与一流的距离相对接近，有时甚至是一流社会外延部分，因而，和一流社会的联姻，往往更容易被接纳。

　　由此，常常想起的一个人是拿破仑，他可谓是于连最崇拜的偶像。这个出生在破落贵族家庭的军官，靠巴黎著名的交际花约瑟芬·博阿尔，进入上流社会，从而成就霸业。

　　后世的人们发现，拿破仑在刚和约瑟芬结婚后写的一封信里说：你怎么可以认为我之爱你，并不是爱你这个人？那么，爱你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刚刚从二流社会里崭露头角的拿破仑，在那一刻，面对上流社会里的约瑟芬，内心藏着怎样的自卑？

　　历数中外多少事，一个人由二流处境进入一流，往往能将自己的业务范围治理得顺风顺水，当武则天从后宫走向前堂，当燕王朱棣赶走建文帝当上皇帝，以及历史上大多数由诸侯或王公贵族发起的革命成功后，几乎都能比较迅速地让社会出现繁荣，而由底层社会里发端的贫民起义组成的新政府则往往要经历一段风雨飘摇的对秩序破坏的适应期。

　　同样是军事天才，二流社会里的拿破仑可以重建社会秩序，而希特勒，从一个靠卖画为生的乞丐成为元首后，开始变本加厉地践踏所有的以伦理为基础的秩序。难道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想想看，多少人从社会最底层跨越式上升到上流社会后，首先做的事情是，对社会秩序的报复性恶搞和颠覆。大到一个国家的政权，小到一个单位，比如，二把手平稳过渡为一把手，单位往往稳定一些；越级提拔的领导，其部门秩序往往要伤很大的元气。

　　事实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不是拿破仑的赫赫战功，而是他以一部《民法典》对社会秩序重新建设，这里面包含了一个从二流社会晋升到一流社会的人，怀抱着的二流社会的情结：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

　　中国历来是缺少二流社会的国家，两极分化导致了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的“起义”。而每次“起义”后当局并不曾有培养二流社会的制度建设，因而，总是发生特权阶层与底层百姓对峙，社会埋藏祸根，终将动荡不安。

　　眼下，中国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二流社会的重要性，世俗的说法里，二流被认为有“中产意识”，它们处于社会上升途径中的第二梯队，他们有相对稳定的生活资料，有着一颗追求一流的上进的心，是这个社会的“up新势力”。他们是一个存在巨大的末流群体的危险社会里的稳定元素。有了他们，末流人民就有了成为他们的渠道和动力，就不会歇斯底里地冲一流社会的窗户乱砸石子。

　　社会的二流意识，直接地体现在每个行业里面，体现在大量的二流演员、二流律师、二流医生、二流编辑等二流生态的形成过程中，这种生态为各自行业的人才储备、竞争环境、以及专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良性的有秩序的发展动力。

　　当然，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早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在某些方面滋生了以裙带政治、裙带市场以及裙带文化为手段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把持着有限的生态资源，严重阻挠了二流人才的正常成长和上升，所以，很多时候，许多优秀的人拼尽全力都无法进入一流的行列。

　　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应该珍惜已经获得的进步。想起一件小事——

　　小的时候，学校经常让学生填各种表格，其中有一栏，叫做“出身”。那时候，我爸爸也算个小干部，但，目睹了各种政治风波的他，告诫我一定要填上“工人”，因为，这样的出身是“安全”的。很多年后，我虚荣地在各种表格上私自把“工人”改成了“干部”。 我觉得这是自己对于社会秩序的正常审美之下的内心选择。

　　——毕竟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们，早就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对二流以及一流社会的羡慕和向往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