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平安建设”的要点

　　□黎明

　　新发布的消息说：今年1至9月，全国农民参与“群体事件”38万人次，居各类人之首。据我对基层政权单位的观察，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数据只少不多。

　　在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11月6日召开的200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央社会

　　在农村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集体上访、安全事故等不安全因素中，基层政府最重视的是群体性事件和集体上访。思想上的警惕程度及其考核之严格程度，均达无以复加之地步。这其中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群体事件和集体上访，是表现社会矛盾和权利侵犯的重点所在，属于集合问题、共性问题。能解决这两个重点，则意味着冲突的缓解和治理的成效。并且，非群体性质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也会因共性问题的解决而减少。

　　但目前不少农村基层政权对群体事件和集体上访，往往采取“捂住”措施，以不让上级知道为原则。暂时的瓦解、糊弄、封堵，往往积累更多的“不安定因素”。这并非都是基层政府人员工作水平、能力问题，其实有着体制性原因。而这不是基层人员所能够解决的。

　　中国农民，是非常“老实”的，其老实程度不亚于“各类人群”。面对几十年如一日的权利缺失，身历“城乡二元化”带来的各种灾难和无所不在的歧视，农民们常常欲说无语，欲变无奈。

　　经过多年的演化，城市群体尤其是“产业大军”这类本来极易“组织起来”的人群，早已由“一盘散沙”化为单个的沙粒。而农村，由于特有的所有权方式和固定的群体定居方式，反而保留了“群体事件”中某些必要的“成群条件”。有良心的人，理性尚存的人，不应对“群体事件”满怀深仇大恨———如果不是把某些农民逼到了墙角，这些对结群毫无兴趣的，甚至是对结群满怀恐惧的农民，不会冒险结群犯上。

　　城乡国民权利和待遇的不平等，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等等，都是引发农民不平情绪的根子。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欺压和掠夺，是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其实农民群体事件的诉求是具体的，他们矛头指向的对头也很明确。这些明确的对头，相对农民而言，实在太强大了，农民结成群尚不一定能对其有所制衡，不结群则只有被任意宰割、掠夺的份。即便是“末等国民”，也得想办法去缓解压力、减轻生活重负，当合法、合规的与强者的博弈方式不可行或无效，除了结群抗争一下，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相信，一旦压迫弱势一方的强势力量消失，一旦可以无制约侵犯单个农民的恶势力被铲除，弱势的不被欢迎的“结群”则顿时瓦解。

　　“群体事件”和“越级上访”之所以多发，是因为农民寄望采取如此下策，引起“上边”的一点关注，从而对直接和农民对立的某些基层强权形成某种有限的压力。同时，基层政府和官员越是害怕“群体事件”和“越级上访”，这两种形式就越被农民所重视。在农民没有其他办法抵制强权肆意的情况下，针对这两方面的专项治理，恐怕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农村，有没有一种强者不能不接受，同时又被农民认可的对话机制呢？如果还没有，那就着力在这方面建设吧。我想，这才是正本清源的有效的“平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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