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 风景 难承"头衔"之重

　　地方政府盲目修缮，破坏遵义会议旧址遭批之事一出，不少媒体和社会声音跟进，将改造一新的遵义会议旧址形容为流光溢彩、绚丽迷人的“怪胎”。其实，历史遗迹如此，不少风景区的命运也不禁令人忧心忡忡。

　　·新闻回放·

　　地方政府破坏遵义会议旧址挨批

　　近日，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一批城市规划督察员培训暨派遣会议上表示，地方政府不能对一些空间格局进行破坏，并批评了地方政府破坏遵义会议旧址的行为。

　　仇保兴批评了遵义会议旧址周边的拆除情况。他表示，遵义会议旧址原来是处在许多居民住宅的包围之中，但当地政府把旧址周围的房屋都拆掉了，使得该旧址像纪念碑一样突出出来，再配以灯光和绿地，这不仅破坏了环境，还破坏了整个历史故事的特定情节，使得历史性建筑失去了原真性、整体性，而这种原真性、整体性一旦消失就无法再恢复了。因此，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督察必须在事前、事中，不能在事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申遗”热潮后遗症

　　“申遗”热潮在中国的兴起，时间并不长，然而发展却可以用神速来形容。有关部门的资料统计表明，“申遗”的成功，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相当可观的：云南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仅2000年就接待海内外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3.44亿元，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丽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0%；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1994年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第二年的游人数就增加了10%；山西平遥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而至500多万元……

　　在这样鲜明的对比面前，没有多少人能够仍旧保持平静，世界遗产的头衔更多地让景区的主管部门看到了商机无限和光彩夺目的政绩皇冠，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狂热的“申遗”热潮背后，没有多少人在乎设立世界遗产的初衷——保护。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在确定递交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申请后，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除向“申遗”成功的“前辈”借鉴经验之外，还聘请了专家学者从各方面“支招”，决不放过任何细节。日前更有媒体报道，由于担心景区内商业氛围过于浓重，会影响到“申遗”工作的顺利进行，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政府仅第一期的拆迁、整治和新区建设就要投入5亿多元，而这仅仅是为了拿到一张“门票”，如果申报成功，第二期的拆迁整治及履行申报承诺还将花费3亿多元。

　　多年从事旅游风景区开发和维护研究工作的专家、四川省旅游局正厅级调研员张巨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夜之间，很多旅游景点都想完成申遗，以为申遗才是景区发展的唯一出路，花钱争到了头衔，景区就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其实这是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不符合景区持续发展规律的。某些政府部门一心搞政绩工程，旅游景区就成为他们的首选，面子工程成了为政府官员贴金的最佳途径，这是一种糊涂观念，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是短视行为。”

　　风景区的“头衔”之灾

　　如果说“申遗”让五台山开始为之前的过度开发“买单”的话，“世界遗产”以及诸如此类的众多奖项和头衔，也在逐渐变成风景区艰难承受的负担。

　　“申遗”成功后的五台山将怎么发展，商业氛围是否还会卷土重来？我们不敢枉自预测，但是发生在其他顶着世界遗产头衔的景区景点身上的种种事实证明，世界遗产、优秀风景名胜区以及日渐频繁五花八门的评选和奖项，非但没有为风景区营造和谐发展的保护伞，反而成了风景区自身的重担，甚至有人看到了他们未来将遭遇的“灭顶之灾”。在经济利益与地方官员政绩的双重诉求下，过度开发，任意拆毁、改造世界遗产的事例不胜枚举。有媒体报道，湖南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因为景区内的楼堂馆所过多过滥，严重损害了作为自然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并被限令全部拆除景区内破坏性和污染性的建筑。

　　武陵源的警醒决不是个例，对风景区的肆意破坏开发的风潮还如瘟疫般在蔓延，“我们应该清楚知道，景区的唯一核心竞争力取决于景点的唯一和不可复制性，在景区里，不顾实际情况搞政绩工程，那是对自然的破坏，是劳民伤财的愚笨做法，是画蛇添足的做法，是低层次的开发。不少自然景区大规模兴建电梯和索道，就是对景区的严重破坏，让人痛心的是这样的事例还有太多。申遗只是景区扩大知名度、融资的一个渠道，申遗不是终极目标，持续发展，才是绿色生态。”张巨雄不无忧虑地说。

　　风景区的开发对游客而言，未见得是坏事情，如何让自然与人类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却是需要下工夫研究的问题。自然景观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最好馈赠，它终归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个别人谋求私利的道具，这样做所损害的，将不仅是风景区的和谐统一，还有以普通民众和游客为代表的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