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考核扯不上孝行

　　近日有报道称，甘肃金昌市考察任用待提拔干部推出新规定，不孝顺父母、不善待配偶者一律不准提拔。此举一出，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干部群众认可的不少。但笔者对此深表疑虑。

　　在传统社会，孝行这一品德首先关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谐。而养儿防老对于个人来说，甚至是一种最为可靠可行的保障措施。“父母在，不远游”，“不孝

　　而现代文明社会则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重要价值，但这决不意味着允许甚至鼓励个人可以完全弃家庭、亲情于不顾，理由很简单：人是有感情的，就凭这一点，社会也不可能树立一种完全违背人伦之情的法则，中西方莫不如此。西方人尽管不如我们这样强调孝，但他们决不至于不爱自己的父母，更何况《圣经》的“十诫”中也有“孝敬父母”的说法。即便中国传统伦理强调孝，孝的出发点也应该是基于内在的爱而非外在强加的义务，否则它只能蜕变为枷锁或堕落为虚伪。在今天，随着养老保障体系的日趋完善，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失去市场，孝作为一种强行规定，确实已在逐渐淡化。

　　那么为何社会正在大力提倡传统孝行的回归？在我看来，这种提倡的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爱的缺失和荒芜，情的淡漠和退化，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中间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不少干部）都失去了基本的情感，那么与其强调唤回孝行，还不如说要唤回的是情感。有爱自然会有孝的行为，正如近代宗教改革家路德所说，好树自然结好果子。不仅要爱父母，还要爱天底下所有的生命。可以设想，在矿难及各种事故频频发生的今天，当人命在某些强者的心目中轻如鸿毛之时，强调干部仅仅孝敬他们的父母难道就足矣？但某些部门不幸开错了药方，以为强调孝行就能唤回某些人对家庭及社会的责任，甚至还把这样的要求明文加入干部的考核指标之中，以为这是创新之举，其实这正是背离现代文明的落后之举。另外，若把孝行作为考核指标，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是：谁来监督？这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父母或妻子不到万不得已，大多会选择“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若事情已闹到了纸包不住火的地步，那么，这位当事人的所作所为恐怕已不只是关乎孝行的问题，而是要诉诸于法律来解决了。或许还有相反的情况，家人、尤其是配偶一方，出于私愤而恶闹，这样的家庭纠纷谁又能判明？自古以来谁不知道家务事有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奈？还有一个棘手情况是：若碰到公事与私事相冲突时，我们的干部又该如何取舍？如果他们是因为孝子或模范丈夫才得以晋升的话。

　　经济学家哈耶克其实早把这层道理说得极其透彻，在他看来，文明社会的伦理准则更多应建立在抽象而非具体的关系之上，而孝行就是一种具体的关系，它仅指向特定的亲人。因此，管好干部选拔的第一步，还是得靠切实可行的制度监督来保证。毕竟，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治理国家却只能以理（即法律）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