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里的至爱亲朋

　　舒婷

　　只要我们认真搜索记忆，一定能回想起老邻居，老同学，小时候的玩伴，甚至街口那个卖糖豆的瘌痢头老汉。但有很多人，不会记得是哪些植物，曾经伴随我们度过许多或失意或快活或庸常的红尘岁月。经常见到偷懒的诗人和作家，在需要用植物花卉点缀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以“一朵小花”或者“一枝不知名的野花”笼而统之。

　　让我们顺着生命的年轮，次第检索，就会有被忽略的植物现形。

　　人们经常把大丽花与芍药混淆，查书，知其有别。但是让我自己辨认，也颇费踌躇。当年我在厦门那边上大夜班，父亲陪我租下石顶巷一座“旧厝身”（旧院落）的两间边厢，栖身一年多。房子很小，屋破瓦漏，墙损砖碎，却有2米见方的露天废墟。父亲闲暇时，一手卷着诗词格律，顺手整理几株美人蕉和芍药。眼见它们受了唐宋诗词的浇灌，日新月异争分夺秒，打点出十二分精神的盛唐丰采。下班回家，拉亮电灯，灯光穿过蛀痕斑斑的窗棂一泻而出，凸现那一朵朵婆娑起舞，回眸百媚的午夜芍药。现在市面上很难见到芍药，有时装糊涂捧回两盆大丽花，一橘红一灿黄，花骨朵越撑越小，颜色驳杂，好像脸蛋上调不匀胭脂的村姑，另有一种大嗓门的动人，却不及父亲的芍药风流解语。

　　外婆是漳州人，她教我认识的“风雨花”，估计在漳州平原是那么叫的。前年中秋节我到金门，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韭菜兰”。它不开花的时候，墨绿细长的叶子与韭菜一般无异。不知打个鸡蛋炒将起来是什么味道？

　　外公家境鼎盛时，几进大屋的坪院、天井里，有园丁照料着众多花草。建国后搬进一座三层小洋灰楼，能搬动且有价值的盆花，胡乱堆放在屋顶平台上。从我记事起，每天扯着外婆的衣角，去平台喂鸡、晾衣裳，用淘米水泼洒那些盆栽。它们都已缺损萎靡，像从一场战役撤下的残兵败将。老人们说，植物的精、气、神，随着家族兴衰而枯荣呢。这帮余将剩勇虽不起眼，困难时期外公曾叫花鸟行的人来估卖，记得仅一粒 “金琥”（仙人掌）就卖了500元。当天中午，讲究美食的外公上黑市去抓回一只鸡，花60元。

　　风雨花不值钱，筛选下来陪老外婆。每逢它高扬起粉红的长柄喇叭花来，外婆就念叨：“明天要起风下雨了。”风雨花的气象播报当然也有不准确的时候，可我和外婆都不追究责任。至今我还保留一盆风雨花，望望天，叨给儿子听：“明天该起风下雨了。”

　　而今属非洲菊的人气最旺，是花市里的炙手明星，芳名遂被很多人认知。早几年我到上海，顺路买花去探望作家陈村，看到有嫣红的非洲菊出售，真是喜出望外。我能准确叫出它的名字，陪我的朋友和花贩子都很佩服呢。

　　20多年前，我住一间八角房，除了门以外，还有四个大窗，木质百叶窗门。右窗下一小片空地，夹峙在两座高楼之间，潮湿鲜见阳光。除了茶花、美人蕉等喜阴植物外，父亲沿石栏种了一行非洲菊。长得不算太好，叶泛菜黄，花却娇艳大方，有好几种颜色。我记得它的花期特别长，几乎一年四季，我的写字桌上都有它简约而又俊挺的芳姿，即使不说倾国倾城，至少光彩照人。

　　花市买回的非洲菊，往往两天后脑袋就耷拉下来。我在德国小住时，发现插花里的非洲菊始终昂首挺身，仔细一瞧，原来人家用了一根绿色细铁丝给它撑腰。回来后依法炮制，我的非洲菊再不会患颈椎炎。

　　偶然在花展上读到，非洲菊另名扶郎花，不知和它时常垂首低回有关否？这样弱不禁风的郎，就扶他一把吧。

　　我们的日常生活渐渐只与瓶花、盆栽、水培植物产生关系。玫瑰、康乃馨、勿忘我、蝴蝶兰，几年来畅销不疲。人们甚至配制出“步步高升”、“鸿运当头”那样大富大贵的厅堂供奉来。鼠曲菜，沿阶草，马樱丹，大千植物里的布鞋草履，沾着泥顶着露，举轻若重地顺着草根记忆的湮灭而去，留下淡淡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