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深绿裂变：骨牌效应？蝴蝶效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发表署名陈子帛的文章说，从今年8月下旬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号召和组织百万人反贪腐倒扁运动以来，我们注意到一个政治现象：反贪腐总部核心成员中，多半是前民进党资深元老、创党党员，这些人和施明德一样并不是当权者，也不在本土“特殊利益集团”，在政治主流或者泛绿阵营中，大多被归类为政治边缘人。

　　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批以吴乃德为首的亲绿学者，发表了痛心疾首的公开声明，表达

　　紧接着是李登辉数度公开和陈水扁进行政治切割，回顾他在9月以来的几次公开讲话，很难想象曾经视陈水扁为己出的李登辉，会有如此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只是因为台联党“立委”后来做出了功利性选择，才使李登辉希望三度罢免陈水扁、弃扁而不顾的策略无法实施。否则，在反贪腐倒扁问题上，李登辉的立场和施明德恐无二致。

　　文章表示，再就是深绿背景的检察官陈瑞仁抵御层层政治压力，公布了“公务机要费”调查报告，确定吴淑珍、马永成等人涉案贪渎，陈水扁为共犯。同为深绿背景的“审计长”苏振平，也在“公务机要费”调查问题上，不断揭发陈水扁当局企图迫使终止调查的内幕。

　　随着调查真相的逐步浮现，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和陈水扁继续“捆绑”，以及陈水扁坚持顽固立场、拒绝深刻反省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反弹。民进党遭遇到成立二十年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机，直接影响到的是民进党在北高两市选举的选情。

　　与已经成了民进党“政治负资产”的陈水扁进行切割，如何切割，何时切割，也成了民进党既得利益集团代表人物“四大天王”处心积虑的考量。在此之后，深绿或者泛绿阵营要求陈水扁“慎思去留”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发言和声明的代表性也越来越凸显。

　　台湾义美集团董事长高志明、前“中研院长”李远哲、前“中研院”副院长曾志朗，前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等人纷纷发表声明，或有要求陈水扁从大局出发“含冤下台”，或者希望陈水扁“慎思去留”，或有建言仿当年蒋介石暂时引退，待司法审判结果之后“复行视事”。

　　文章认为，最具有震撼性的进展是，民进党新潮流系“立法委员”林浊水、李文忠于11月13日公开发表声明，辞去“立委”职务以明心志，和陈水扁做出了立场决然的切割。

　　林浊水号称“台独理论大师”，是民进党“台独党纲”主要起草者；李文忠则是民进党新生代政治表现较为突出的新锐人物。在民进党陷入深重危机、无法找寻危机管控停损点，而陈水扁仍然摆出权力傲慢姿态、犹作困兽之斗的时候，林浊水、李文忠的辞职自然会在民进党以及泛绿阵营内部引起强烈震撼，去扁或倒扁的呼声，对陈水扁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文章指出，政治人物的进退去留，其触发因素不可能是单一的。或者因为道德人格的自我提升，或者因为精神世界的自我救赎，更不排除有政治上的各种精算考量。但无论如何，泛绿或者深绿背景的人士不断公开进言或劝退，是否会产生骨牌效应，却值得进一步辨析和观察。

　　迄今为止，已经挺身而出的或者已经和陈水扁决裂的多半处在权力边缘或者政治性格独立特行的人。例如高志明，他只是支持民进党的工商界人士。李远哲尽管曾经被尊奉为“国师”，但近年来也在刻意与陈水扁保持距离。陈师孟曾为陈水扁第一任期的“总统府”秘书长，他更多是希望为陈水扁解套。

　　即使林浊水以及李文忠，在民进党内长期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批评者而不是逢迎奉承之人。如果加上施明德、张富忠、简锡阶等人，我们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民进党核心圈内还没有出现愿意切割的迹象。或许时间点尚未到来，但权力捆绑的共犯结构，的确对危机状态中的民进党人产生了某种内聚力。可以发现，真正意义上的骨牌效应还未出现。

　　“公务机要费”弊案如何发展？这一场从今年上半年延烧至今的反贪腐风暴，能否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产生所谓的蝴蝶效应吗？

　　文章指出，蝴蝶效应其实早已经产生。

　　红衫军的风起云涌，《红花雨》旋律中的执着，在台湾战后政治发展史以及新世纪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意义在于中产阶层第一次跳脱“统独”对立框架，出现了公民自觉参与政治的跃升。构建清廉文化，正逐渐成为主流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

　　经此一役，台湾主流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警醒和意识到，只是完成简单的政党轮替是不够的，只有从制度建设入手，进一步去除“党国体制”残留的不适应症和制度缺陷，建立防止贪渎舞弊以及监管机制，才是政治民主化趋于成熟的关键。

　　文章说，人们当然也注意到，台湾的司法检调系统第一次抵制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政治压力，坚持独立办案，独立调查的原则。当司法做到了真正意义的独立之后，民主化的所有努力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保障。尽管还只是初始阶段，后续发展未必尽如人意，但毕竟已有一个好的开端。

　　深绿阵营是否会裂变，或者出现骨牌效应，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观察和讨论的重点。

　　文章表示，在两岸三地不同形态的政治演变过程中，我们总会对台湾民主化的急速转变以及诸多民粹现象感到遗憾，总会为台湾的民主化无法产生类似香港法治社会的积极面而扼腕叹息。但这一切已经因为陈水扁接受“公务机要费”弊案调查，以及其家族即将面临司法起诉而改变。

　　这才是我们思索所谓“蝴蝶效应”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编辑：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