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现象”拷问教育真谛

　　有报道称，今年9月开学后，在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求学的外地“留学”少年已有1万人，其中以高中生为主。这些“留学”少年来自全国各地，不少是基础教育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甚至不惜迁居临川。今天的临川，又何以吸引来全国的上万名少年？又是什么制造出教育界的“临川现象”？（11月16日《工人日报》）

　　临川，江西中部的一块弹丸之地，原为江西东部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2000年10月

　　高考高升学率和名牌大学录取人数是临川教育的金字招牌。据介绍，1995年，抚州一中（原临川中学）又有15名学生考中科大少年班，占当年录取额的十分之一；仅抚州一中，临川一中、临川二中，自1982年以来就为全国的大学少年班输送了200多名学生；临川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39人，去年高考，该区参考学子7006人，录取5394人，其中本科生3000人，全国重点大学880人。2006年，临川区各高中被北大、清华录取的学生达47人，占江西省总数的三分之一。人们慕名而去，看中的就是高考升学率的这块招牌。

　　当地民间流传的“学生苦读、教师苦教、家长苦育、领导苦抓”的“四苦”精神在临川有着广泛的市场，制造了临川高考升学率的神话。早晨7点到校，晚上9点40分离校，上课和晚自习的时间将近12个小时，晚上回去以后还需要做作业，一般到夜里12点左右才睡觉，学生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学生的苦读与老师的苦教成正比，临川的教师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除了学校正常的教课外，不少老师家里都寄宿着外地学生，回到家还要抽出时间来给学生补课。临川的高考升学率就是这样被“死揪”出来的。

　　可以说，正是应试教育催生了临川这朵教育奇葩。“临川现象”只不过是应试教育背景下“县城中学”的另一个版本而已！为了“做大做强教育产业”，挂着“临川”之名的中学已经扩张到了十几所，蜂拥而至的外地学生同时带动着临川教育商业化，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和教育有关，只要搭得上教育一定发财，教育的产业化诱使教育商业化。这就是教育的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吗？教育的舞台能唱响发展地方经济的大戏吗？这种景象能维持多久呢？教育的本质与真谛呢？教育的其他功能还体现在哪里？难道升学就是教育的全部和教育的哲学？

　　教育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会不会离教育的宗旨越来越远、使教育日益功利化技术化市场化？是否加剧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扩大教育的失衡和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