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哪儿能容下这张孩子的课桌

　　漩涡里的初一“特权班”——这是11月9日《南方周末》长篇报道的标题，新闻说的是：安徽芜湖市急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衡”，取消重点、杜绝择校，由此安徽师大子弟就不再享有就读附属中学的便利，所以师大的家长们不乐意了，于是弄起了一个“子弟班”，有42个孩子进入这个“特权班”读初一，已坚持了两个月。结果是网上网下，一片反对声。

　　哪儿能容下这张课桌——这是11月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报道的标题，新闻说的是：外来打工者在首善之区北京办打工子弟学校，有着外人无法想象的万分艰难万分辛酸，“说到12年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体验，易本耀脱口而出三个死：累死、急死、吓死”；现在有三个教学点，其中两处未被批准，“仍属非法”。北京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50多所被批准。

　　这两个新闻都没有什么“潜台词”，对比鲜明如见霄壤之别。来自芜湖市的“特权班”是个“新生事物”，此前知道的人不多；而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经历了多年的惨痛，知者已甚众。一边是“特权班”，那么潇洒那么爽；一边是“求生班”，被当作非法办学、视作讨厌的苍蝇驱来赶去。在京城那几百所“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当中，哪家没有经历过“被取缔”？看看故事主人公易本耀的叙述：

　　“丰台区教委、司法局、卫生局的等等，一来好几十号人。警察也来了，我们哪能对付得了呵。当场宣布取缔通告后，警察把我们全控制起来，连厕所也不能上。然后，打开大门，让施工队进来，他们拉着砖头、沙子、水泥，把所有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的门全用砖头封上，垒不住的用电焊焊死……”

　　这哪里是对待哺育我们的孩子、“祖国的花朵”的学校应该有的做法？这是对待“阶级敌人”的做法吧？甚至对待“阶级敌人”也用不着如此摧毁传出孩子们琅琅书声的校园吧？我希望历史学家能告诉我：在希魔率领下的法西斯蒂，面对孩子们的菁菁校园有没有如此干过？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声音良知尚存——有个干活的民工说：封孩子的学校，让我们干这缺德事，这校园多好呵。

　　一个二十一世纪文明时代里的一个泱泱大国，在它的首善之区，竟然发生了这等反文明、反人性、反道德、反良知的行动，这是为什么？是人癫了，还是制度疯了？一面是并没有给予打工子弟以市民待遇，安置孩子们去读“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一面却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这不是人格分裂症那是什么？在贫困农村处处积德办学的时候，京城却处处在取缔办学，弄得硝烟漫天！

　　“哪儿能容下这张课桌？”这是平静的发问，平静中充满了无限辛酸。遥想1935年12月9日，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宣言《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悲愤地发出“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吼声。而今天，在抗战胜利过去了六十多年之后，在这个追求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年代，竟然同样要发出相似的声音！京城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打工子弟更加平静的课桌！悲乎！

　　你可以搬出种种规定，说出一万种“取缔”的理由，但我看不见你一万种理由背后的一颗良心！我当然知道我国有个“民办教育促进法”，而在实际施行时，面对民工子弟学校，却不幸演变成“民办教育促退法”。其“实施条例”是从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当然这里的“4月1日”不是什么“愚人节”，可是地方上的具体操作者，完全有能力放大其“自由裁量权”，将其中“不具备相应的办学条件、未达到相应的设置标准的”审批机关不予批准的规定，操作成“愚人条款”。今天，“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的话语，可是写进《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打工子弟学校条件简陋，是要你帮助提高、增加投入、逐渐规范。所以，你那一万条似是而非的取缔理由，都抵不过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民工子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必须有书可读！

　　试问：来自农村的、外地的孩子，就不是“祖国的花朵”，不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我们的明天？来自农村的、外地的花骨朵，就不许盛开在京城，就不让他们从心底里唱出“我爱北京天安门”？在这个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你真的忍心让“祖国的花朵”凋谢在和谐社会里？天地良心哪！在北京，容不下民工子弟的这张课桌，从任何一个角度、从任何一个层面、从任何一个理由来审视，都是当代中国教育之耻辱。政府首要职责是维护公平正义，你的公平何在？正义何在？未来必定要书写今日的教育历史，而今一部“教育耻辱史”正在被现实所制造，而这种耻辱的主要制造者，是以发展教育、发展和谐教育为“己任”的教育管理者、责任者。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最狠心戕害教育的，往往就是教育行政管理者：最仇怨学校的，是他们；最仇视老师的，是他们；最仇恨教育的，是他们。似乎教育是他们的负担，是他们的麻烦，是他们的敌手。这有大量现实例证，譬如对待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拆”字，譬如对待山区民办教师是一个“退”字，譬如对待企业学校退休教师是一个“扔”字。在中国几乎所有行政主管部门都把所管的下属当作自己的宝贝儿子的时候，唯独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眼里，许多学校许多老师许多学生却连孙子都不如！

　　仔细打量这些事情，发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穷学校、穷老师、穷孩子，教育官们恨不得你统统人间蒸发。而对于“优质学校”“重点学校”“名牌学校”“贵族学校”，则另眼相待，奉若圭臬，视为至宝。所以热衷于给名校建集团，大幅度政策倾斜、大规模增加投入。这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嫌贫爱富”。打工子弟学校因为“穷”，就是不被待见，别的不说，那些穷棒子校长们去审批，就肯定给不出十万百万的好处费，所以你不“达标”你活该。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形成了“嫌贫爱富”的臭毛病。他们对待小学、中学、大学统统是这样。连国家教育部的发言人都带头倡导“嫌贫爱富”，竟然说出“上大学如同逛市场买衣服你没钱别进来”之类的鬼话，说什么“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这简直是世界教育史上出自教育官员之口的最弱智、最愚蠢、最荒谬、最无耻的名言，它注定要被未来、被世界、被现代化社会所恒久嘲笑。

　　腐朽的教育，通常都以光鲜的面目出现，那些“好学校”就是光鲜的代表。教育官们其实最喜欢制造教育不均衡，当优质资源向几所重点中学倾斜、拉大学校之间的距离之后，家长们自然会对好学校趋之若鹜，这给权力寻租者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现在只有年年“查处教育乱收费”几个亿的报道，谁都不知道一年里头有多少百亿的灰色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优质学校”，并通过这些“优质学校”流进教育主管部门张开的血盆大口里。这些巨款是巨大的既得利益，它是压百姓头上的“大山”，却是既得利益者屁股下的“大奔”。种种“赞助费”“择校费”以及“考试经济”所制造的这些巨款，让权力中人坐享其成、乐享其成，从而彻底强化固化了这个腐朽没落的教育体制，让它成为了永远不思变革的金刚不坏身。

　　可想而知的是，按照教育官们“高瞻远瞩”的“办学标高”，打工子弟学校肯定是绝大部分都“不合格”。而孩子们老家的山区小学，按他们的标准，大概没有一个可以不关闭。这些来自山区的孩子，在京城“落后”的学校里就读，其实不知道比他山区的一些学校已经强上多少倍。但习惯了“标准化考试”的教育官们，始终拿那“统一标准”、“同样模子”来衡量一切。他们就是懒得去想一想，简陋的办学条件是不是同样也能培养出英才。如今这些“教管人士”，大约统统生在红旗下、活在蜜罐里，没有一个经过西南联大艰苦的洗礼，不知道那时候在极度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在茅草房里同样能够培养出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在内的一大批世界级的人才。

　　建议对所有教育管理者进行一次西南联大校史教育，看看他们能否从此树立正确的“办学条件观”，从而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办学条件”。如果这些管理教育的“教管人士”懒得求知、不肯多学，那么我想提个“书生之见”：不妨请他们看看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录《上学记》，这个读起来可不累。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术著作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口述了自己的“上学记”，他说“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就是1939年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的七年。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环境，为什么能够成为“最惬意的好时光”？生活在蜜罐里的教育官们不去研究一下，是无法理解的；这不是智商问题，这是世界观、教育观问题。

　　今日中国，对教育的最大危害者就是教育管理者。教育不和谐的最大制造者，不是别人，正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要把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事件看成是孤例，它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在一个时期里百弊丛生的折射。当“教育”成了教育管理者的敌人，“和谐教育”注定是一句空话。这不算“盛世危言”。

　　我从来不相信历史的车轮会长久地滚滚后退，教育也一样。但一个国家现在的教育失误，是对将来的犯罪，而且犯下的是大罪；将来的历史不会清算教育官员个人，它将清算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