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运动员的身份可以灵活些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表示，由于备战奥运任务艰巨，现役运动员包括明星运动员禁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对于这一禁令，北京奥组委顾问、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明确表示支持该禁令，而且表态说，十分讨厌运动员代言商业活动。（11月9日《新京报》）备战奥运，对于国家体育总局而言，自然是头等要事，况且2008年奥运就在北京举办，成绩自然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奥运会作为弘扬普世性的体育精神，以及塑造国家认同的国际体育交流活动，体育总局理应慎重对待。

　　目前而言，中国的绝大多数运动员仍然隶属于国家事业单业，因此身份上依附于政府行政体制。从这一点而言，运动员的活动有理由受到行政部门的指令限制。以刘翔为例，为了备战奥运，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费用在科研保障以及训练和出国参赛上，如此高密集型的国家投入，自然期待在大赛上有成绩回报。

　　应该说，明星运动员依赖于这样一个由国家投入的体育行政机制之上，获利最大，而且他们也可以进入体育市场来谋得另外一份利益，对于他们而言，暂时听从安排也符合个人长期利益。但是对于其他现役运动员而言，国家在他们身上投入相对少，而他们也很少有机会参与体育市场化的运作，他们还要面临退役后的生活问题。因此，在禁令后面，普通运动员却可能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对于他们而言，市场化越发显得重要，而体制却常常要求他们保持距离。

　　事实上，很多国家是把体育纳入到产业化的模式下来运作的，因此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体育经纪人制度，让运动员一开始作为劳动主体进入体育市场。对于职业足球以及职业篮球运动员而言，这些制度尝试在国内已经开始慢慢往类似方向发展。国家或许可以将体育发展权尽量下放到各民间体育协会，以社会化的体育社团作为最终选拔优秀运动员的来源，一则将运动员的风险从一开始就分散在民间，参与民间体育社团的运动员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进入和退出，这样也给予他们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权。

　　另一方面，可以释放运动员的事业人员身份，而将他们看作是社会化的劳动主体，运动员的工会等权益保障机构也将成为必要。这样政府部门只是一个公共体育事业的管理者，而不是操作者。

　　事实上，固然我们都无法按照台球王子丁俊晖那样，完全依赖私人性投入。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让体育投入慢慢社会化，让运动员的身份也不再依赖于国家行政体制，形成日常性的分散与大赛前的应召模式，而不是单纯靠禁令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