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首席评论：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须防居委会行政化

　　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并不是政府管理链条的延伸；并不是把“腿”“伸”到不属于一级政府机构的居委会，如果居委会完全成为“政府的嘴，行政的腿”，结果必然是“政府难满意，群众不高兴”

　　□拉兹

　　广州市政府今年出台《关于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赋予居委会“不合理工作拒绝权、财务自主权”。这些针对目前居委会不堪各种行政任务的措施，折射出在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区街精兵简政的大背景下，社区自治组织趋向行政化的倾向，值得关注。

　　1990年开始实施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层民主自治是宪法的规定，如今居委会却需要一级地方政府来“赋予”其“拒绝权”、“自主权”，可见其地位之尴尬。

　　据昨天《羊城晚报》报道，目前政府下派的工作占了居委会工作的80%。与此同时，社区居民普遍的感觉是，在一些迫切需要其出面组织协调的社区重大事务中，居委会却力不从心。社区居民感觉不到它的作用，从而常常采取自发形式，往往缺乏引导，有时甚至导致冲突等群体性事件。比如成立业主委员会、居民维权行动等。

　　政府、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志愿组织共同参与，充分采用分权、授权、谈判、协商、合作、自治等方式方法，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城市管理的合力。这是目前获得普遍认同的城市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而作为一级自治组织，居委会自治程度早先受到“先天缺陷”的制约：从其产生之初起就面临作为“政府的腿”和管理居民事务之间的矛盾和尴尬。脱胎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居委会的职能中作出了众多“协助”政府部门管理的规定。到了今天，依然面临众多困惑：

　　居委会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居委会成员完全“吃皇粮”，拿谁的钱听谁的话，会否使其偏向行政化，而无法保证其自治性？

　　居委会要承担“协助”政府部门管理的任务，“费随事转”，让我办事要保障费用，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事都应该“协助”？

　　居委会包括其工作人员的年终考核、评比等都是街道以及上级政府部门评定，往往一个“不称职”就能把工作全盘否定，是否会影响其积极性？有的地方居委会成员民选出来后，还要经过街道等认定，大大削弱了其自治的基础。

　　而令专家担心的是，随着以管理重心下移为取向的城市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区、街道办事处精简人员、压缩机构，其原有任务有可能进一步“转嫁”到居委会，从而大大削弱居委会的自治功能，而强化其作为“政府的腿”的功能。这种趋向的出现，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是相左的。

　　专家的担心不无道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02年启动修订工作，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地基层居委会普遍反映，这几年承担来自政府部门的工作是越来越多了。广州出台“不合理工作拒绝权”等措施，正是对这种现象无奈的调适。

　　广州的措施能否“减负”，居委会普遍不敢乐观，认为“不合理工作拒绝权”很可能流于形式。实际上，“赋予”居委会“拒绝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部门首先要转换管理观念，即诸多职能真正采取社会化的管理。比如，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将人口普查、低保认定、养老等等，交给民间的统计、调查、养老机构去做。

　　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并不是政府管理链条的延伸；并不是把“腿”“伸”到不属于一级政府机构的居委会，就叫作社会化的管理。居委会如果完全成为“政府的嘴，行政的腿”，其结果必是“政府难满意，群众不高兴”。

　　（Robby／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