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为史铁生呼吁

　　编者按

　　与人一生的身体状态一样，艺术创作，对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有它的高峰和低谷期，史铁生在他艺术创作的黄金期，曾给那一代的读者带来过不少欢乐，而如今他陷入窘境。这里面有他身体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局限，当然还有纯文学在今天际遇不佳的原因。

　　而这些还不是我们今天本版报道最主要的关注点。我们想介入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在商业时代，对那些不那么商业或者说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我们这个社会该进行一种怎样的制度设计，来维持它们的生产或携扶生产者走过创作衰退期的困境。

　　这样的命题不仅针对史铁生，还包括针对那些舞蹈演员，那些京剧等艺术人才。这样的命题不仅针对纯文学，也针对哲学等这个时代可能还需要但暂时不可能商业化的文化门类，不仅针对创作力渐渐趋弱的作家人群，也针对当下红得发紫的某些作者并不遥远的黯然未来。

　　本报讯 事情是由著名作家陈村为另一位著名作家史铁生的境遇感怀而引起的，陈村公开呼请有关方面，能否解决一下史铁生的作家协会内“专业作家”的编制问题。

　　陈村说，“我的冲动是为了小说家史铁生先生。很抱歉，我没征得他的同意，就拿他说事。史铁生是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他在本届作代会上赢得出席会员唯一的满票即是证明。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骄傲和光荣。但是，史铁生的身体非常不好。在这社会转型期，他坚持的纯文学创作经济效益也非常不好。他体质太差，常常要看病住院。在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下，他暂时没有每周三次的透析费用之忧。但是，这样一位病了几十年的人，身体很差，尚有肾透析之外的医疗问题。而我们国家还有‘专业作家’制度，支持纯文学创作，应该首先吸纳史铁生先生，帮助他解决后顾之忧……我们今天都生活在历史的局限中，有些事情一时做不好，但这局部的事情，应该可以做，而且能做好……”

　　现状——身体：患尿毒症史铁生一周要透析三次创作：他的作品表现了对心灵的探索

　　把一个人的创作与他的病联系在一起似乎挺奇怪的，但在史铁生，确有这种联系的必要。他是中国文坛上一位非常特殊的作家，因其自身的经历，他的作品表现了对心灵的真正探索和诘问，他的文学作品是把哲学的拷问化作了美学的彩虹，在他写作中不掺杂任何世俗的功利目的。写作只是心灵的需要。在这浮躁的世界中，这样的作者大概是越来越少了。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插队延安，1972年得了一种非常怪的病而导致瘫痪，转回北京。1971年到1981年他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做工，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

　　史铁生1979年开始创作，1983年和1984年分别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7年当选北京作协副主席。但史铁生目前只是北京市作协的一个合同制作家。而合同制作家的待遇与正式专业作家是不一样的。

　　得尿毒症病后的史铁生需要每周作三次肾透析，凡有一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肾透析病人的身体痛苦与经济压力。肾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成了蚯蚓状。透析病人最大的苦恼是渴，因为不能敞开喝水。每次去透析的时候史铁生要脱去3公斤水，透析完了非常疲劳，因为在透走毒素的同时，体内的营养也被透走了。他的医生说：“史铁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一个智慧与心质优异的人。”在这样的状态中，他写出了《我与地坛》、《病隙随笔》、《我的丁一之旅》。所以有人宣称：“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谈死是矫情的。”

　　但史铁生本人和他的太太从未有过抱怨。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以心灵丈量人生，体察世道。

　　声音——莫言：国家如果只养一个作家，应该是他史铁生太太：随它去吧，走到哪儿算哪儿

　　同为史铁生的朋友，同是愿意帮助史铁生的人，想法却不尽相同。原在北京作协工作的作家何志云对史铁生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据王旭烽说，他曾为了史铁生的事跑了许多部门，做了许多工作。

　　他接到记者电话告知陈村为史铁生呼吁的事有些惊讶，“史铁生透析费用的事已经解决了呀。中国作协和北京市委给他拨款一年25万元，这是专款专用的。一般情况下，像他这样的病况只有20年的时间，而他到现在已经30年了。这当然是因为他个人的名望与良好的医疗条件。至于要不要进体制内当专业作家，我个人认为史铁生可能也未必想当这个专业作家吧。他前段时间出院后身体还行时，我就想请他来杭州玩玩。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任何人都会有，作家也不是特殊的人。就算进入了体制，现在体制也在变化，也未必完全能躺在那里靠养。前段时候的洪峰事件，我就挺不以为然，他也并不很老，可以去拉大板车，也可以去做小买卖，何必要以尊严为代价求得一点点利益呢？作家也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的，像鲁迅当年就是自己在各个大学兼职教书，同时也写文章出书养活自己和全家的。他也不觉得作家诗人就应该怎么样了，他当年也嘲讽过那些等着别人奉上牛奶面包说‘尊敬的诗人请用吧’这一类人。何况我看有许多体制内养着的作家也并没有作出多大贡献。”

　　陈村的想法似乎更实际，他觉得最要紧的是史铁生当下的实际情况，临时性的救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史铁生接下来年纪更大，写作更困难，像他这样的一个作家，怎么能对他袖手不理？大道理以后可以再讨论，实际的事每个人都要面对。余华和林白原来都不是体制内的，现在也进了，可见面对人要老去、要生病、写作会有低潮高潮等实际情况，谁也不会弃而不顾，一头撞向南墙的。陈村说事后他打了电话给史铁生，告知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文学是一件奢侈的事，如果不给予必要的支持，那就再也玩不起了。”

　　莫言对陈村的呼吁也作了回应，“你说出了我完全赞同但疏忽了的话。铁生兄几乎可以说是纯文学的象征，也是我等的榜样，国家如果只养一个作家，那也应该是他。”

　　记者打电话去史铁生家，是史铁生太太陈希米接的电话，他们夫妇因为种种原因向来婉拒记者采访。这一次也不例外，她口气有点生硬地说：“我们不接受采访。”记者说不是采访，而是想把情况向她通报一下。她听完了说：“我们昨天晚上就听陈村说了，但晚上家里上不了网，早上去单位看到了。”她迟疑了一会说：“陈村说的都是实情，接下来事情怎么样，随它去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好了。”

　　本报记者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