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西口路：精彩回顾—新闻眼中的历史传奇（图）

　　乌兰巴托火车站前，来自中国的商品被装上汽车

　　黄河上的老船工

　　表演二人台的演员

　　10月16日至11月8日，本报记者在24天的采访途中发回21篇精彩报道，从历史、人文、经济等多方面全景展现晋商兴衰史。现从这21篇报道中再择精华，以飨读者。

　　“走西口”虽仅三个字，却活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衍生出一段传奇，缔造出一部名闻天下的移民史。从明中期始五百余年间，山西走西口者从未断绝：春去秋回打工谋生的“雁行客”，埋头行走于草原各地的旅蒙商，满怀希望挟艺奔忙的铁木工匠塾师艺人……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梦想中的财富，一代一代冲出口外，耕商营生，繁衍生息，构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有清一代，山西商人更是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开辟出继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

　　———《走西口———跌宕起伏的历史传奇》

　　记得乔家大院有一组东家认真听取各地商号掌柜“工作汇报”的蜡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难想象，从晋商兴盛到没落的数百年间，世事风云变换，晋商东家们却一直习惯和满足于在如此昏暗的光线和压抑封闭的氛围中运筹帷幄。他们当年义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寻求别样世界，创造崭新生活的锐气和决心，是如何在构筑大院的过程中逐渐消磨掉的呢？

　　———《从祁城村回望晋商历史》

　　“茶叶之路”在祁县境内有88华里，子洪口是这88里茶道的起点。虽然只是咫尺一截，但在迢迢万里长路中，它却是个重要的中间点———不仅仅因为在这里需要搭换更经济快捷的交通工具，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这是很多大茶商的家乡，有他们在全国各地开设的茶庄的总部。步履过万千山水的脚终于踩在乡土上，他们回家了。

　　———《祁县探访“茶叶之路”（上）茶路万里颠此处过家门》

　　河曲的西口古渡曾经是清廷批准汉蒙两族人民往来的通道之一。对故土的留恋，对亲人的不舍，终于，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黄河渡口响了起来。其实，对于河曲来说，“走西口”并不是悲剧的开始，而是蒙汉两族人民互通有无的良好开端，许多穷苦百姓走西口闯出了活路，河曲的商业贸易也迅猛发展。根据《河曲县志》，自光绪十六年民众开始走西口到民国初，河曲商业逐渐繁盛，当时河曲县城店铺林立，买卖之声不绝于耳。从河曲旧志记载的“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中，可见当时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

　　———《西口古渡：老船工清唱忆当年》

　　在杀虎堡内，我们已看不到任何一家商业字号的痕迹，当年“吉盛堂”的原址也已不可考。世事沧桑，康熙皇帝西征大捷后，“杀胡口”改名“杀虎口”，成为西北地区法定的通关口岸，成为蒙古王公朝贡的惟一指定关口，国家在这里设置了税收机构。从此长城内外皆一家，著名的杀虎口不再有军事边防的意义，而成了“走西口”的畅通大道。很多著名的晋商，就是从这里起步或由这里走向口外的，于是包头城等城镇平地而起，晋中盆地也出现了一个个显赫的大院……

　　———《杀虎口：一道关隘四张面孔》

　　绵绵细雨中，又有村民围了过来。一问，果然祖上全是走西口从山西过来的，祖籍有太原的，有忻州的，有大同的。一位上年纪的老人说：“走到这里算走得最近的了。再远些就到了呼市（呼和浩特）包头，到了外蒙古。走得远些的主要是做买卖的。逃生走西口出来的，哪里有活计就留在哪里，不再走了。”

　　“这些山西人的后裔，实际上依然秉承了当年祖上走西口的精神。”随团的专家王德功当下评论，“相对于固守，走出去天地肯定更宽广。历史上，山西人不缺的就是这种精神，现在更应该好好发扬。”

　　———《二道边村：都是走西口人的后代》

　　当时的归化城，最壮观的景象是送大盛魁的驼队上路。领队掌柜骑马走在最前面，其威风不亚于出征的皇帝。后面一队队骆驼紧紧相随，三千条护驼狗吠声一片。千担货物之外，还驮着账房、炊具、食物等路途中一应生活用品。每逢秋冬之际，各地驼队陆续返回归化，归化城顿时热闹起来了，戏园、饭馆的生意异常红火。当时，谁家的闺女只要嫁给“大盛魁”做工的人，都会让别人眼热。“别说拉骆驼了，能给大盛魁喂猪都不赖”。

　　———《寻找大盛魁（上）无限荣华渐成尘空余陋宅隐深巷》

　　现在内蒙古许多优势企业大品牌的掌门人，很多是当年晋商的后裔，他们继承了前辈的商业基因，把山西商人的智慧和蒙古人的勇气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个现代经济奇迹。这对于相对滞后的山西经济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只有思想和意识开放，继承晋商勇于开拓、勇于走出去的精神，才有出路，才能做大。

　　———《寻找大盛魁（下）：拆老宅建园区重振昔日荣耀》

　　董家花园繁盛百余年后，由于清朝末年后代分家逐渐衰落，乃至后来，董家竟连树税也无力缴纳，只好将好端端的花木连根刨起不再栽种，不到数年，闻名塞外的董家花园彻底成了荒滩。呼市市民已经很少有董家花园的记忆，倒是对如今已改作“乌兰夫公园”的“翟家花园”有些印象。对此，董昌不住感叹：“翟家花园就是当年家败后卖给翟家的一部分啊。”

　　———《董家花园：走西口人的别样梦境》

　　实际上，当年晋商所建的财神庙除了祈神外，还担当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内蒙古包头市同样有一座晋商修建的财神庙，根据其中碑文记载，当初晋商在做买卖时是以义取利的。做买卖不正大光明的人，轻者按买卖多寡，见十罚三，归行社所有；重者则罚他把财神庙前的旗杆用油漆刷一遍。如此，不讲诚信者不仅受到道德谴责，而且还可能名誉扫地。可见，财神庙对规范当初的交易环境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哪里有晋商，哪里就有财神庙》

　　萨拉齐是山西人走西口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在土默特地区，阳曲窑、盂县窑、代州营子、寿阳营子、忻州营子、交城坡、宁武巷、太谷巷……这样的村街名随处可见。这些村庄或街巷，形成于康熙至民国的二百五十余年间。仅乾隆年间，土左旗总计建村383个，走西口者就建了189个；咸丰年间，托克托县总计建村77个，走西口者建了69个……可以想见，在地名未确定之前，这里还只是走西口者的自然聚集之地。一旦有了名称，而且是与故乡紧密联系，那这个地名，就贯穿进了一种深挚的乡土情怀。

　　—————《萨拉齐：街道名称印着山西“胎记”》

　　300多年前，正当数以万计的山西人面对瘠薄的黄土高坡一筹莫展时，一些走西口的“雁行”老乡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内蒙古草原的包头城有个巴氏大家族，那土地多得望不到尽头，那土地肥得直冒油；那里的人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大把地花银子，去租巴家的土地吧，好光景等着哩。为了生存，走西口的山西人开始走向他们的理想家园———包头城。那时的包头城还只是一个村落，拥有大片丰沃土地的巴氏家族让那些走西口的移民有了饭碗，许多晋商更是借助巴氏家族的土地开始发迹。

　　———《福徵寺：见证汉蒙民族的交融》

　　走西口，有成功也有失败，某种意义上，成功的只是少数。如果说晋中那些深宅大院里包藏着晋商的智慧和财富，那么，眼前这片义地则是走西口中那部分失败的山西人的血性所在———他们宁可客死他乡，埋没荒草，也不愿让家乡的亲人知道自己事业无成！“山西商人最终能够步入睨视海内的财雄之列，开创‘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实际正是基于这种要强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欲望。”

　　———《祁太义地：孤魂归处壮且悲》

　　“这里有汉字印章！”一声轻喊声打破博物馆的静谧。闻声过去，发现三楼左展厅西北角的一个展台里，七方印章一字排开。印章大小不等，辨别良久，并参考拓片，七枚印：1、长方形木章，“大珍玉”……

　　在《晋商研究》（刘建生等著）一书中，明确记载“大珍玉”即榆次常家“玉字连号”之一。其与“大升玉”、“独慎玉”、“大德玉”、“大美玉”、“大泉玉”等“玉字号”一道，构成了榆次常家北上恰克图、莫斯科进行家国际贸易的“舰群”。

　　———《乌兰巴托日记2：11月2日发现榆次常家“大珍玉”印章》

　　对丈夫刘尚书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故乡，九月仙老人并不陌生。老两口1984年回过山西定襄老家，“年轻时他老跟我讲，老家多好多好。可当时回不去啊，国家不允许。那年是我第一次去他定襄的家，在乡下一个村子里，全村人都出来看”，老人满怀留恋，“老汉高兴啊，说多少年了终于回老家了，死也歇心啦。后来他和儿子又回去过一次。”

　　送我们到大门口时，遥望山下烟气氤氲的乌兰巴托，九月仙不无惆怅：“老啦，走不动了，再不能回山西啦。”

　　———《乌兰巴托日记3：11月2日蒙族老人“九月仙”的山西情怀》

　　发展至今，安军已经是蒙古国商界的翘楚之一，目前三个孩子都在美国留学。他自己则常常到中国各处旅游胜地休假。安军说，他之所以能够很快地适应这里的生存环境，除了生于斯长于斯，创业起家的动力和精神与父辈传承的理念不无关系。走西口人不知疲倦，节俭聚财，以及惊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正是他学习的榜样。做生意，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天时地利不如人和”，相互帮扶，互利共荣，这种品质成为走西口人后裔与周围人沟通、共处的润滑剂。它消弭了隔阂，缓和了由竞争带来的紧张关系，从而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乌兰巴托日记4：11月4日我为是走西口人的后代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