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岷县“乞丐村”：复苏尊严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岷县中寨镇小寨村和虎龙村群体性外出乞讨，成为一种延续多年的生存现象。一个奇特情况是，这个大都是中青年人的乞讨群体中，他们乞讨的手段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甚至“租孩子”，远走他乡，艰难求生。当外界大量的关

　　一个五六岁孩子的反抗，结束了他那一段屈辱的乞讨经历，但这种痛苦一直延伸到他走进大学校园。于是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奔走呼吁家乡的孩子：“不要下跪了，站起来做人！”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偏僻村庄的名字，迅疾进入了全国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2005年夏秋之际，国内不少媒体走进了甘肃岷县中寨镇小寨村。短时期内，这个只能生长黄芪、当归等药材的村庄，像一口架在火炉上的热锅，散发着炽烈的热气！一年之后的2006年秋末，这里逐渐“降温”，恢复平静。小溪从村边环流而过，宁静中，酝酿着另一种新的精神气象！

　　过去，它因乞讨而出名，现在，因乞讨而深感疼痛。一副硕大的石头镜罩在黑红黑红的脸膛上，71岁的董牛哥老人坐在河滩路面的小凳上，注视前面不远处校门口簇拥的学生出神！

　　董牛哥不是小寨村本地人，他家住在另一个村的山上，他在这里摆小摊已有七八年了。“大概去年，这里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能看到一些孩子在路上玩耍，现在基本看不到了，都上学去了！”老人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说，“好啊！孩子们学到了知识，就不走我们这条老路了！你看我们这里多穷！”董牛哥说，从去年开始，这个村里的人出去乞讨的很少了。

　　没有出去乞讨的原因，村民有一个最普遍的说法：孩子进学校了，外出乞讨没孩子可带了！利用孩子的纯真无邪去乞讨，这种现象在这个有名的乞丐村延续了多年。

　　50岁的谢和春说，从1975年开始，他就开始乞讨，后来儿子三四岁的时候，他带着一家三口出去乞讨了3年，“不带孩子讨不上啊！”儿子今年17岁，在县城中学上高中，那时候，他年龄不过三十五六岁。“饭不是好要的，谁都知道那是很不光彩的事，但生活没有办法啊！”在成都的时候，楼洞、屋檐下、车站等地方他都住过，天黑了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你觉得那样做对孩子有影响吗？”

　　“那时候，没有多少想法，村里的许多孩子都出去过，现在感觉对不住孩子！”2005年在小寨村刮起了一场“风暴”，关于他们乞讨的经历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他们感觉被人“活生生地剥光了衣服！”“是心里痛！”谢和春加重语气这样说！

　　去年寒假，李玉平帮助谢和春的儿子在县城找到了上学住宿的房子，还给了一套衣服，“现在政府也关心了，去年镇上还给孩子200元上学补助！”

　　李玉平是村上唯一一个大学生，现在已经从湖北国土资源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他和谢和春的儿子一样，有着同样痛苦的乞讨经历。上大学后，他利用寒暑假回到家乡，劝说呼吁小寨村的孩子“不要下跪，站起来做人！”。

　　在李玉平家院子里，两头大猪在地上拱来拱去，屋檐下挂满了晾晒的黄芪和党参。李玉平的父亲李尕侯正在屋里用绳子穿药材，他憨笑着招呼我坐在炕上，攀谈的整个过程，他始终没有丢下手中的活儿。

　　李玉平五六岁的时候，李尕侯带着儿子去成都乞讨。“我当时三十七八岁，这个年龄身强力壮，出去乞讨，肯定没有人给！”李尕侯带着儿子，大冷的冬天，父子俩蹲在成都市的二仙桥、九眼桥上，父亲抱着二胡，拉着《康定情歌》、《洪湖水浪打浪》，儿子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要！

　　“那一次，我印象最深，晚上住在市郊的窑洞里，刚出过砖瓦的窑洞热乎乎的，孩子躺着，我用盖砖瓦的草帘子盖在孩子身上……我们父子俩等待天亮！”后来，李尕侯被当地收容站遣送到阳平关，“身上讨要的200多元钱被收容站工作人员搜走了，孩子当场吓得直哭！”李尕侯带着儿子讨要过两次，第三次出门的时候，李玉平死活不去了，“人家的娃娃都上学念书，你打死我，我都不去了！”

　　一个五六岁孩子的反抗，结束了他那一段屈辱的乞讨经历，但这种痛苦一直延伸到他走进大学校园。于是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奔走呼吁家乡的孩子：“不要下跪了，站起来做人！”

　　居住在另一个村庄的外孙女小花，住在外公李尕侯家，现在她在小寨小学上学。小花今年11岁，上小学二年级。她3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外出乞讨挣钱，去过上海、北京和无锡。去年暑假去了北京，今年放暑假去过无锡，“一天30元，再不想去了，给人家跪着乞讨，很丢人！”小花说。

　　小花说，“大城市好，有高楼，柏油马路平平的，我们这里的山路骑自行车经常摔倒！”在小花的印象中，舅舅李玉平很能干，他是她的精神榜样！

　　另一种情况更让人扼腕，虎龙村的李文义因租着一帮孩子乞讨而“声名远播”。他付给被租孩子家长每月300元的工资，这些孩子奔走沈阳、郑州等大城市，他在幕后操纵，孩子们为他“工作”！有人背后骂李文义和孩子的家长：“丧尽天良了，孩子完全成了赚钱的工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