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团：漂泊华人的一艘船

　　百年侨团

　　渊源

　　人们常以“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这个说法来形容华人人数之多和分布之广。据记载，华人到东南亚谋生的历史已有500年。但成群结队走南洋的现象主要集中在清朝、民国

　　“19世纪，中国清朝统治黑暗，广东天灾连年，民不聊生，乡人结伴至南洋一带谋生。后同乡倡议组织会馆，联络桑梓之情，守望相助。”这几乎是东南亚绝大多数广东籍乡亲会馆相似的起源概说。东南亚是涵盖最多海外华人的地区，也是海外华人最活跃的地区。

　　“青山亭”、“绿野亭”、“碧山亭”，这些富有诗意的名字指的是什么地方？原来，这是广东乡亲在南洋的义山，也就是坟山。可义山，又意味着什么？

　　当笔者在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古普等地，踏上一个个苍翠寂静的山坡，望过一座座饱经风霜的坟墓，走进一所所香烟缭绕的寺庙，就能够明白义山对海外华人的意义。它深深埋藏着华人的故乡情怀，每一块碑石上都毫无例外地刻着先人来自哪一个县，甚至哪一个村。

　　异乡结社根连根

　　新加坡碧山亭公所会长岑康生先生介绍:“华人的义山和寺庙是他们生之聚会、死之归属的地方。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南洋还到处可以见到福德祠、天后庙、三宝亭、大伯公庙等地方香火鼎盛。华人社团的前身就大多与义山和寺庙有关。”初初来到异国的先人们，为了在寂寞和困苦中让精神有个寄托，渐渐地遵循着地缘、血缘或者业缘走到一起。

　　因此，在两三百年前，华人社团应运而生。马来西亚是华人社团成立历史最长、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有关资料，马来西亚有7900多个侨团，其中百年以上历史的地缘性社团就有83个，而仅笔者访问过的超过200年历史的就有马六甲惠州会馆，槟城广汀会馆、嘉应会馆等。

　　当时，华人先贤们无论是捱穷还是致富，无一不与原先的故乡血肉相连。而在早期的东南亚地区，在殖民地统治下政府不关心社会服务，社团就担负起服务于生老病死的功能，包括为乡亲与家乡书信和钱物的来往提供服务，给贫病或者新来的同乡一些扶持等等。

　　据槟城嘉应会馆会长李尧庆博士介绍，海外侨团可分以下几类:综合性的(如中华大会堂)、地缘性的(如广东会馆)、血缘性的(如李氏宗祠)、业缘性的(如鲁班行)、文化教育的(如教师总会)、宗教的(如佛教总会)、慈善性的(如广东义山)等等。其中地缘性社团占总数的21％。

　　文化传承肩并肩

　　两个世纪以来，古老的侨团承载着华侨华人的艰辛与光荣，发挥着联络宗乡、守望相助的功能，承担着推动华教、传承文化的使命，担当着沟通融合、回馈社会的角色，谱写着联系乡邦、促进友谊的华章。直到今日，在采访中，笔者由衷地感到这些社团内部以及社团之间所具有的凝聚力。

　　“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社会逐步转型为华人社会，侨团原有的功能逐渐淡化，开始转向服务社会、传承文化。在华人占一定比例的国家，社团成为华人群体向政府表达诉求、争取合法权益的主要代言者。其次，其支持推动华文教育，举办丰富多彩、有祖籍地文化特色的中华文化活动的文化传承的功能也开始凸现。如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近几年联络各地乡团举办的“客家文化节”活动，槟城海南会馆主办、获得槟州36个妈祖庙、宗团、乡团协办，以“传承妈祖文化，发扬妈祖精神”为宗旨的“海陆大典”活动，都成为轰动全城的盛事。

　　11月5日是星期天，笔者随同惠州会馆彭顺副会长走进古城马六甲的鸡场街，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氛和热闹的商业气氛扑面而来。大舞台上，阿婶阿哥上去唱粤剧、流行曲，连前来旅游的洋妞也自告奋勇地登了台。沿街沿巷，卖中式旗袍、家乡小吃、当地工艺品的摊档和店铺首尾相连，外来的本地的人逛得不亦乐乎。这些都是由设在这条街上的潮州会馆、雷州会馆、茶阳会馆等八大华人会馆联合组织的，每个周末都是如此。而且每年春节，这些会馆更会张灯结彩，舞狮舞龙，营造华人新春的节日氛围。

　　另外，东南亚侨团呈明显的联合趋势，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仅是马来西亚客家联合会就有69个属会，广东会馆集结了39个团体会员，新加坡南洋客属会馆则有26个血缘和地缘的属会，会员达3000多人。近十年来，侨团还发起成立国际性华人组织，积极参与举办国际性华人活动。如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就由新加坡广东会馆、马来西亚雪隆广东会馆发起，并在2000年由新加坡广东会馆主办第一届大会，并将由马来西亚雪隆广东会馆在明年主办第四届大会。

　　从贩卖大米，到跻身上流

　　华人融入泰国社会贡献巨大

　　与中国相邻的泰国古称暹罗。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宋代，就已有中泰交往的史实。在郑和下西洋的明代，就有华人跻身泰国的富人行列。从18世纪开始，华人与华人社团在泰国的经济、政治各方面活跃起来。

　　大米贸易华人纷至沓来

　　中国人大规模进入泰国，与清初中泰两国的大米贸易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地狭人稠，产米不敷食用，加上奸商囤积居奇，不少地方出现了抢米风潮。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局面，清政府允许进口“暹罗”大米。清政府的要求得到了当时泰国政权大城王朝的响应。

　　伴随着两国的大米贸易，更多的广东人、福建人进入泰国。雍正元年(1723年)，政府规定广东船需用红油漆饰，故广东船又俗称为红头船。这些红头船以澄海樟林港为停泊地，广东附近各省商户到泰国贩运大米回国贩卖。

　　1767年至1782年这15年间，更多的华人寓居泰国。而泰国社会由于振兴经济和开展社会改革，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中国移民恰恰能够是泰国最为需要的、富于商业经验和工艺技术的劳动力，加上王室对华人的政策友好，华人纷至沓来。

　　据估计，曼谷王朝拉玛三世(1825年)初期，每年大约有6000至8000名中国移民到达泰国，旅泰华人达到约28万，而当时泰国的人口约为475万；拉玛四世中期(1860年)，在泰国的华人达到33万人，而全泰国人口仅为545万人。

　　孙中山亲手创立泰国中华会馆

　　1860年之后，汕头由于人口压力、地方动荡等原因，也造成潮汕人的出洋高潮。至1949年，大约有100多万广东人移往泰国生活，其中多数是潮汕人。这些潮汕人在泰国聚居，讲家乡话，保持浓郁的家乡风俗，自成社区。

　　这个时候，华人社团也应运而生。如今在泰国的76个府中均有华人社团的存在，数量以万计，其中规模最大的有:泰国潮州会馆、泰国客属总会、泰国中华总商会、广肇会馆等。泰国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1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没有驻泰使节，泰国中华总商会就主动承担起照顾中国侨民，为中国侨民申办居留、推介工作的责任，因此在华侨中享有很高威望。而泰国中华会馆建于1907年，由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该会为创办华侨学校、支持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而社团在泰国华人当中不仅是一个联谊乡情的场所，也不仅仅是一个济危扶贫的公益机构，更是一个经济实体，因此在泰国具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如泰国客属总会前身为泰国最早的华侨华人组织“集贤馆”，建于19世纪60年代。该会馆拥有学校、医院、山庄等多处会产。

　　九位华裔曾任泰国总理

　　华人在泰国落地生根，其后裔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成为泰族组成的一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华裔在泰国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泰国以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繁荣进步作出重大的贡献。

　　泰国学者姚西翁认为，华人融入泰国主流社会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在经济及社会上获得了成就，从而出任官职并享有爵位，或通过与封建贵族家庭子女的婚姻而建立姻亲关系。这部分华人同泰国封建贵族有亲密关系，同泰国的上层文化进行密切的接触；另一类要比一般的泰国人在经济上有更大的成就，在泰国人处于自给自足经济与商品经济交替的时候，他们纷纷进入城镇从事矿业，种植甘蔗、胡椒、制糖，或成为造船技工等。

　　不管华人在泰国的角色如何，他们都与泰国的华人社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泰国实业兴起后，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华人更发挥其专长，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而最辉煌的成就体现在政坛上，华裔人士在泰国历史上曾出现了9位总理。而担任过政府要职和在金融实业界的华裔更加数不胜数。

　　侨史资料

　　红头巾

　　本世纪初，广东省三水一带的已婚妇女，因生活所迫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她们吃苦耐劳，大部分从事最辛苦的建筑工种。其上工时喜欢身穿蓝色衣服，戴红头巾；因红头巾不但朴素美观，还可以挡风及遮避阳光，挡住灰沙吹袭，久而久之，形成风气。“红头巾”成为“三水女建筑工”的代称。

　　为了纪念三水妇女“红头巾”对建设新加坡所作的贡献，新加坡政府在博物馆专为她们塑像，而新加坡广播电视局还专门拍摄一部名为《红头巾》的电视连续剧，以示纪念。

　　侨批

　　清朝雍正时期，当局放宽了海禁政策，大批移民开始寓居暹罗，尤以潮汕地区移民为众。由于华侨心系家乡亲人，就有了“侨批”出现。其俗称“番批”，是指华侨汇集成批由专人带回国内，以汇款为本的家庭书信。是一种自发民间金融邮信形式。

　　办理华侨附有信件汇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又称侨批局、民信局、汇兑庄、批局等。在现代银行业尚未出现的时候，侨批业有着相当丰富的利润收入。1891年至1894年间，曼谷约有批局20处。到1911年，批局增加到58处，每年寄批银780万元。如果按照每个回国者随身携带40元来计算，则1911年回国60797人，总数约240万元。

　　记者林亚茗曾庆春

　　戎明昌项仙君

　　实习生黄山

　　图:

　　这艘停泊在马六甲的船仿制当年的郑和船队，是游人必到之处。对漂泊海外的华人来说，社团就是侨洋中的一艘船。严亮摄

　　义山里深埋着华人浓浓的故乡情怀。郎树臣摄

　　侨团对传播中华文化起着重要作用。郎树臣摄

　　华人在异乡大多白手起家，“打”出一片天。莫伟浓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