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和她的对日索赔之路

　　[人物简介]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其父是浙江义乌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初在上海市高级法院工作。王选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回故乡劳动，后考入杭州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义乌，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

　　胸前挂着代表证，身穿一件灰色西服，经常穿梭于台上台下的王选女士，再次出现在湖南常德举行的对日索赔诉讼学术研讨会上。

　　在王选头上，已顶着许多耀眼的光环，特别是2002年她被评选为“感动中国人物”之后，在公众心中已树立起了“爱国者”的形象。可一旦走近王选之后，记者发现她是一个多么真实的女人。

　　选择对日索赔之路

　　1995年，日本市民团体（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出资援助在中国进行调查。

　　获得这一消息后，在日本读书、工作的王选热血沸腾了，“童年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我的眼前，有时候历史真的伸手就可以摸得到。”

　　王选的叔叔死于日本人投放的鼠疫细菌。在义乌那个小村子里面，日本人烧了大半个村子，放了鼠疫细菌，人还没死就把他们的肢体内脏掏了去，从肿大的淋巴里获得更强大的鼠疫细菌。

　　突然有一天，王选的叔叔号啕大哭着跑了回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王选说，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身上烫得不敢摸，“叔叔死的时候凄厉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都蜷缩成了一团，变成了黑的。”

　　王选从长辈那里获知，家族里有8口人在细菌战中罹难，村里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细菌，而在中国大地上，除了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区外都曾受到过日本细菌战的多次扫荡和攻击。

　　王选觉得，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自己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诉讼是唤醒忘却的记忆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中惟一使用生化、细菌武器的国家，而这一事实竟被掩盖了60多年。日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计划。

　　1997年，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成立，王选被推举为总代表。“结局怎样很难说，赢的可能性极小。”在官司一步步的推进中，她深刻体会到在日本诉讼对于一些普通的中国民众有多难。

　　一审。二审。

　　8年的时间过去了，一个与抗日战争年限相同的时光过去了，但人们仍然没有看到胜诉的希望。

　　“虽然我们的诉讼请求已被驳回，但我不认为诉讼是失败的。”日本法院对细菌战对中国个人伤害事实的认定，就是胜利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一切，单靠民间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王选说：“我们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需要法律工作者、流行病工作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方方面面的支持，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实践。”

　　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记载日军罪行的历史证据在渐渐消亡。29名原告团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一批70多岁的参与诉讼者，也将因年龄等原因会陆续过世。

　　作好到联合国打官司的准备

　　2002年8月27日，日本地方法院在一审中驳回了诉讼团的请求，理由是：战争受害者个人直接向加害者国家要求赔偿还不能说是国际惯例；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已在中日联合声明和友好条约中解决；“国家无答责”，即国家没有义务对由于国家权力行为引起的对国民个人的伤害承担责任。

　　法院在判决中写道，对细菌战，日本政府是负有国家责任的，但是这一国家责任已在中日声明等文件中解决了。

　　王选代表180多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参加了27次开庭审理，她说：“中国放弃了国家赔偿，但不等于中国受害民众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她认为，对日索赔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一个人权问题。

　　2005年7月19日，诉讼案经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败诉，王选和诉讼团随即提起申诉。2006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受理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的申诉。

　　“日本最高法院驳回的可能性很大，一旦驳回，诉讼团体将自动消亡，由诉讼而引发的细菌战受害调查等相关事宜还要不要进行？”今年11月，在湖南常德举行的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与会代表提出了即将面对的现实问题。

　　没有成立一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控告的主体就没有。“不管怎样，我们已经作好了到联合国打官司的准备。”王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