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王名扬 超越王名扬

　　王名扬教授90寿辰是一个值得中国行政法学界纪念的日子。在我看来，它也应当是以王名扬为标杆、来回顾和反思行政法学研究状况的日子。摆在行政法学界面前的一个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通过王名扬、超越王名扬。

　　王老的学术成就之一，是他与其他前辈一道承续了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学研究遗产。他在第一本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中对行政行为的阐述，开创了当代行政法学研

　　几天前，本人对CSSCI做了跟踪统计。从2003-2005这3年期间，他的《美国行政法》被引用178次，平均每年达到60次，大大高出前5年平均每年的39次；《法国行政法》被引用137次，平均每年达46次，明显高出前5年的平均数34次；即使成书于20年前的《英国行政法》，在最近3年中被引用49次，虽然比5年前的平均数21次要低，但平均每年仍达到16次。这么高的引用频率再次印证中国行政法学存在着一个“王名扬时代”，同时也说明，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王名扬时代”。

　　对中国行政法学来说，外国法的学说和制度构成了重要的智识渊源，也构成学术论证中的重要依据。不久前我还曾做过一个统计：在《行政法学研究》这份行政法学的专业刊物上，从1993年创刊至2005年所发的文章中(不包括专门介绍外国法的文章)，引用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文献2511次，占全部引用文献(6301次)的39.9%。在对外国学说和制度的重视上，这是一个可能让西方国家学者瞠目的数字！然而，在引用外国文献之风盛行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

　　首先是引用文献的范围比较局限，显示可引用的资源仍然单薄。所引用的外国行政法文献，基本上为经人译介的二手文献。这一点暗示大多数作者尚不具备深入研究外国法的能力。即使是引用“二手文献”，明显集中在王名扬的“三部曲”以及韦德、盐野宏、毛雷尔等人的少数译著上。这一点说明译介外国行政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在这样的意义上，王名扬的“三部曲”被如此密集地引用，是作者的大幸，却是学界的不幸。

　　其次，引用文献存在“遗漏引用”和“不当引用”的问题，显示学界的浮躁情绪。引用二手文献绝大多数是引证教科书型的译介著作，而相当数量的高质量的论文基本上被忽视了。一个更加令人难堪的现象是引用盗版书。几年前，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所谓的“哈佛大学行政管理系列教程”，出版者宣称该丛书是翻译哈佛大学的教材，实际却是彻头彻尾的抄袭之作。其中的《西方主要国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美国行政法》两书整章整节地抄袭了王名扬、应松年、姜明安等多位学者的著作，其中以抄袭王老的最多。这件事在法律上早已有了定论，出版社也作了相应的赔偿。然而，这几本盗版书继续散播，以致谬种流传。不当引用、乃至“假引”的问题，在整个法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而这几本盗版书就像一面哈哈镜，戏剧性地暴露了学术研究和学术评审中的问题。

　　王名扬教授早年留学法国，有很好的学术素养，却因时势跌宕而蹉跎半生。他写作《英国行政法》时已经年逾70，写作《美国行政法》已近80；他曾想再写《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终因力不能支而半途搁笔。这是他的不幸。然而，他的外国行政法“三部曲”浇灌了两代行政法学人，造就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这是他的幸运。王老自己曾经总结说，他写外国行政法，总是用一手材料，不用二手材料。这既得益于他的深厚功底，也反映了他治学的严谨。我辈学人不一定有他的能力、也不一定有必要都来做第一手的研究。但是，通过王老提供的知识阶梯，并学习王老的精神，未来的行政法学应当能够超越王名扬时代。如果有一天，除了学术史的研究，我们不再需要引用王名扬，那将证明中国的行政法学已经大大地进步了。

　　当然，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会怀着崇敬和感恩之心，缅怀这位“行政法学的拓荒者”、这位“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并向比我们更年轻的后学者讲述中国行政法学历程上曾经有过的“王名扬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