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科普

　　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科普，科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仅仅是知识“扫盲”？仅仅是为了推动科技？还是，也关乎人类精神的素养追求？

　　今天，市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将召开。而就在前几天，《上海市科普事业“十一五”规划》由市科委正式公布。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今天，科普正迈向新方位……

　　关乎人类心灵

　　解读政府新规划，聆听专家新思维———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拿出一组数据：2001年和2003年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都列出了中国不同职业人群中具有“科学素养”者的比例，两次比例最高的都是学生，而名列第二第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具有科学素养的人差不多只有学生中的一半。

　　问题就出在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科学素养”，“那其实只是对科学结论的记忆而已。”

　　江晓原说：“我们传统的‘科普’概念，带有浓厚的‘扫盲’色彩。这种‘初始条件’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半个世纪前，中国公众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比今天低得多，普及科学也只能从‘扫盲’做起。结果许多年来，循旧不思变，我们在这个概念框架下，往往习惯于将‘科普’的任务，简单等同于一些具体科学知识或结论的灌输，好像只要让人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一圈需要一年、绝对零度是达不到的之类的知识，‘科普’的大功就算告成。”

　　科普不仅仅是知识“扫盲”，也不应就为了推动科技，而是关乎人的全面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钮卫星教授说了一个例子：“我国曾经有一个名叫段元兴的人，是一个‘民间科学家’，有次在河里仰泳时看着天空偶然发现了一颗星星，国际天文组织就以他的名字给这颗星星命名。天文热，数学热，民间科学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有过全民科普热。然而，指望科普造就众多民间科学家，推动国家科技进步，是不切实际的。科学研究很折磨人，段元兴这样的人只会是极少数。只不过时代变化，过去蕴藏在民间，现在进入了大学。真正的科普，首先是建立人们的普遍理性。比如，现在的探月工程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契机，可我们讨论的却是，到月球上应该放什么歌曲给嫦娥听。”

　　的确，当上海已经从公众接受科学的第一阶段走向公众理解科学的第二阶段，我们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科普的本义是什么。

　　同济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滨教授从古希腊几何学家欧几里德讲起。

　　有位青年向欧几里德学几何，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德，学了几何学会有什么用？欧几里德生气地告诉仆人：给这个学生三个钱币，让他走！

　　还有“天空立法者”开普勒，当他把哥白尼的行星轨道由圆形改为椭圆形，并且把太阳放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时，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开普勒高兴地跳起来，喊出的第一句就是：“感谢上苍，让我看到了美！”

　　“是的，科学研究起源之初，纯粹是为了精神意义，因为好奇所以探究，探究自然界的和谐之美，探究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科学本是一种寻根的活动，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严肃理性，是一种求真的精神追索。”王滨感慨：我们几千年的器物追求、实用哲学不能说不好，可科学精神的长期低迷是一大遗憾，直到今天，我们的孩子还往往满足于知识点，而不去想想这些定理公式当初是怎么想到的，很少从中体验过逻辑美感的精神愉悦。

　　而科学，原本是带给人们探究认知世界的美感享受的，更不用说当年布鲁诺因坚信日心说走向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时，那种为求真一往无前的人性光辉。科学精神是人类一切创造发明的源泉，也是做人做事、处人处事的根本。有了科学精神，遇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决不轻信盲从；有了科学精神，凡事都会讲求真，决不随波逐流。

　　正是从这点出发，科普有了人文意义，关乎人类心灵。

　　呼唤科普“易中天”

　　知道吗，在易中天出现之前，某种程度上，历史类畅销书和科普类畅销书的命运是类似的：25年直线下降。

　　但是易中天火了，这位被戏称为“学术超男”的厦门大学教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讲述方式，成功普及了三国。一本《品三国》上册，发行量75万册，几乎比全中国一年里所有科普类读物加起来都多。

　　如果非要寻找中国科普界的“易中天”，恐怕只能是已20多年不写科普的叶永烈。他1978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累计发行已达300万册，连拥有过亿用户的通讯产品“小灵通”，其名字灵感也是来源于此。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叶永烈现在的兴趣是研究革命历史。提及科普，这位老将仍然非常有感情：“我呼唤科普界的易中天！”

　　如今遍布神州的2万多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有很多科学家，但叶永烈相信，就像易中天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他自称的“学术流寇”，科普作家也不能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等专门家，“容易枯燥，要那些既有科学基础又有文学素养的人来写。”当记者问，有没有兴趣重返科普界，再掌大旗，叶永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参与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只有20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时候，21岁。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写给小叶永烈》，期望有更多理科院系毕业的年轻人加入到科普作家的行列。“2000年去西安签售《十万个为什么》，零下5摄氏度的天气，读者排队排到大街上，说明好的科普作品还是有市场的。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呀。”

　　钮卫星教授认为，是不是科学家不是问题，“唯一能够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美国人卡尔·萨根，就是一名杰出的宇宙学家，撰写的科普书籍《宇宙》连续70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头名。但是，在网上颇受欢迎的钮卫星教授却对当科普作家不太乐观。因为，“当科学探索变得越来越艰深细微，就给科普工作者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另外，激励机制也是个问题，“大学科研压力很大，写学术论文都来不及，写科普文章又不计工分，大家很难有热情。”记者问他：“如果像《品三国》一样，能有200多万元版税收入，干不干？”他笑了：“那我要好好想想……”

　　从“科学人”变成“媒体人”

　　1990年，河南开封，随着一阵光芒滑过，一个不明金属物从天而降。一个名叫张卫民的普通市民研究残片16年，坚信“这应该是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光顾地球的一个事例。”金属残片真的属于UFO吗？外星人真的光临过地球吗？这是中央电视台十套《走进科学》一期节目的开头。

　　作为目前国内最具人气的科普类节目，“悬疑”是《走进科学》的不二法宝。收视率不错的《中国水怪调查》、《中国UFO调查》等节目，拍的好像侦探片，充满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样引人入胜的串连词。《走进科学》1998年开播之初，和传统科教节目类似，做的是“谈谈宇宙的起源”这样照本宣科的节目，但观众不买账，收视率一直非常低，2003年甚至差点遭遇了“淘汰”。之后，栏目改变风格，走上了“惊悚路线”。节目制品人张国飞说，娱乐元素、悬疑元素在电视栏目里的广泛应用，给了《走进科学》很多启发。“讲故事”成为最有力的吸引人的手段，“与其说是我们栏目的主动追求，不如说是我们被动的迎合了观众的需求。”

　　《走进科学》的科普方式像易中天讲三国一样褒贬不一，爱的人认为“好玩”，改变了过去科教节目居高临下的语态。不爱的人觉得是“忽悠”、“猎奇”。除了把科教片拍成悬疑剧，为了迎合受众，现在的媒体还爱把科普写成八卦。去年是国际爱因斯坦年，相比艰深的相对论，一些媒体致力于爱因斯坦私生活的考证———娶了几任老婆，有没有情人等等。今年6月，中国数学家破解庞加莱猜想做出重要贡献，国内一家媒体做的新闻标题索性就是《庞加莱猜想的数学江湖》，数学家丘成桐和田刚之间沸沸扬扬的争端，成了一大卖点。

　　钮卫星告诉记者，美国伯纳姆的新书《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以美国科普的发展之路说明，当今科普的主力从“科学人”转变成为“媒体人”，科学家撤出科普阵地，把它留给了媒体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科普，切实提高国民素质，值得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