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在城乡二元文化之间的悲剧

　　老乡带老乡去赌博，男的赌，女的也赌，“的哥村”最近两年来，因沉迷赌博，不少出租车司机家庭瓦解，这是一个被赌博改变命运的同乡村(见今日本报A34－35版)。

　　草埔木棉岭，因居住有数以千计来自湖北洪湖的的哥及其家属，被称为“洪湖的哥村”。这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而形成的现代“村落”。在巨大的城市面前，外来者如同一粒渺小的沙子，要想不很快地被风刮走，就必须紧抱成团，相互“取暖”。

　　城市化的光影笼罩在每一个“进城者”的身上，但立即就闪现出不同的效果：有的“进城者”凭借自己的学历、能力和社交资源，顺风顺水地站稳了脚跟，进入了城市社会的核心层面；有的“进城者”受到学识、能力等限制，面对的是一堵厚厚的无形“城墙”，他们无力进入真正的“城”，只好退到边缘地带安营扎寨，讨求能够糊口的工作。深圳有关内关外的地理区分，也就有“主流进城者”与“边缘进城者”的社会隔离。

　　“的哥”早不是当年光鲜的白领，而已经成为在车份子钱下苦苦挣扎的灰领。来自湖北洪湖的的哥及其家属，显然属于这个城市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他们在面对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时，还相伴着另外一种不可逆转的改变——即外来工的原有文化，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成为逐渐散落的碎片。我们常说现代城市文化，呈现出强烈的“陌生人文化”特性，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日渐疏离。与此同时，城市文化物质性的发达与坚挺，使得人欲望的一面更加突出。这些元素，构成了对洪湖的哥、或者说整个外来打工群体的巨大冲击。

　　洪湖“的哥村”正生存在城市文化的夹缝中。一方面，按照社会学家马斯洛的观点，“生存”是人性低层次的需求；人性中的“社会交往”、“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草埔洪湖的哥的收入，基本可以维持生存所需，但他们依然感受到被城市主流文化的排斥，无论是收入还是文化认同，都不足以支撑他们进入城市文化的基本轨道，他们在心理上处于孤岛状态。于是，洪湖“的哥村”的夜晚，在人们满足了吃喝后，必须寻找另一条情感发泄渠道。很不幸，他们选择了赌博。

　　另一方面，部分洪湖的哥的“赌博心态”，凸显了城市欲望冲击下，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困窘。换句话说，城市的生态环境，已经容不得乡村文化的传统运作模式。比如，对于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孩子，哪里还有如乡村旷野般广阔的空地，可以任凭他们放炮嬉戏呢？城市“老死不相往来”的单元二元对立关系，又如何能与“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乡村邻里相比？

　　不过，也许在洪湖的哥的眼里，城市与家乡又没什么不同。依旧是朝起夕归，稍微不同的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面朝机器背朝机器”，或者“三点一线满城跑”的轨迹，甚至比家乡更为单调，城市丰富的娱乐方式基本与他们绝缘。城市的边缘地带，本来就是刚刚开始城镇化的农村，洪湖的哥所经历的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家乡在另一个地理带的移植。而洪湖的哥们耳闻目睹的，是部分城里人的纵欲狂欢：赌博、嫖娼乃至种种犯罪勾当……他们抵抗力的低下，决定了其往往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一群。

　　当洪湖的哥与家乡的文化联系被割裂开来，当洪湖的哥在“进城”的过程中，如一个赤条条的、无任何权利外套保护的人，一颗最微不足道的小石头都会硌痛他，洪湖的哥就会出现欲望与能力脱节的症状——他们在城市中还处于一种亚文化，无法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社会关注；他们的赌博，以及一些外来民工看“脱衣舞”，又被某些舆论忽视其本质的情感渴求，而藐视为“格调低下”。在文化的边缘化后，一些人终于崩溃了，以赌博的自弃方式来嘲弄人生的无奈。

　　所以我说，“的哥村悲剧”也是中国城乡二元文化的缩影。能够拯救赌博的哥的，是城市文化的包容，对其权益的尊重，以及政府为其心理与生理需求，寻找一个制度性出口。

　　□毕舸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