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更多权利人“阵前起义”

　　作为卡拉ＯＫ版权使用费收费试点城市，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率先发表抵制声明，阵前起义，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说明行政干预民事行为的传统做法已经产生了公愤。

　　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的联合抵制行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人们还需拭目以待。如果国家版权局利用行政权力，对联合抵制单位实施行政处罚，那么，必将引起行政诉讼；如果国家版权局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自下而上重新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且

　　国家版权局公布卡啦ＯＫ版权使用费的收费标准，是权力滥用的表现，如果在遭遇联合抵制之后，国家版权局动用行政处罚权，那么，将会导致权力进一步被滥用。如果国家版权局能放下身段，主动请求司法机关解决有关问题，那么，将会为今后处理类似的纠纷提供良好的样板。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请国家版权局换位思考，在自己的规定不被遵守的情况下，主动将部门规章提交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如果法院认为国家版权局的有关规定不违反国家行政法规、法律和宪法的规定，那么，国家版权局可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如果法院判决国家版权局制定的有关收费标准违反了《合同法》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那么，国家版权局应自觉遵守司法机关的判决，主动撤回收费标准。换句话说，在行政机关与文化娱乐协会之间的矛盾通过协商谈判难以调和时，国家版权局不妨暂时放弃行政处罚权，改为提请司法机关对这一案件作出裁判。这样做至少有三大好处：通过司法审判普及有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知识，为今后著作权集体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通过司法审判解决与广州文化娱乐与协会之间的法律纠纷，减少直接对抗，为今后合作保留适当的空间；通过司法审判唤起权利人的权利意识，从而促使他们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然，如果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收到了国家版权局强制收费的通知，或者遭受了国家版权局的行政处罚，那么，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请求国务院修改国家版权局的收费标准，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维护本行业的合法权益。

　　这一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将反映中国未来依法治国的走向，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真实状况。如果行政机关不愿意主动接受司法审查，或者，习惯于通过事业单位收取各项服务费用，规避国家《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那么中国的改革将彻底走形，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将难以实现。反过来，如果国家版权局率先垂范，在这个问题上主动接受司法审查，或者，引导著作权人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协议，自觉地组成维护权利人利益的组织，并且与文化娱乐业组织平等谈判，达成著作权许可收费协议，那么，国家版权局才算是真正实现了权力的归位。如果通过设立下属的事业单位，变相收取有关管理费用，那么，国家版权局没有存在的必要。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