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用事业“私有化”没想象那么美

　　作者：崔宇

　　公用事业部门私有化或放松管制以后，私营部门在寻求商业回报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可能反而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私有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转轨的一个手段，私有化和政府管制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面。

　　“涨涨涨涨，涨涨涨涨……”如果熟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朋友，一定会记得这段 “命运的叩门”的旋律。随着水、电、邮政和天然气等公用事业产品价格的陆续上调，“改革等同于涨价”的命运就不断地叩击着公众的心门，让人风声鹤唳却迷惑不已。

　　随着中国渐进式转轨的推进，一般竞争领域的垄断几乎寿终正寝，但公用事业领域仍被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部门把持。

　　既然垄断部门低效率下的高成本以及对消费者福利的侵害成为千夫所指，破除垄断、放松管制和“私有化”似乎是水到渠成的理想选择，这也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一方面，西方国家由于不堪战后凯恩斯主义风行期留下的政府官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成本问题困扰，在经历“滞胀”后祭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另一方面，拉美及中东欧地区的转轨国家在以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为支柱的“华盛顿共识”的指引下，“快速地、大规模地私有化”行动一直甚嚣尘上。

　　但私有化并非完美无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最终变成了“没有疗法的休克”就是前车之鉴，而罗马俱乐部最近提交的报告《私有化的局限》也为我们敲响了“私有化不是万能的”的警钟。

　　从广义上来讲，“私有化”指的是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而增加私营企业在这些事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它可以将公共所有权通过租赁合同、管理合同和特许经营权等部分转移为私人所有或100%转为私人所有。可以看出，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政府的身影，而且私有化的最终成败也受到伴随着的政府管制类型和管制程度的影响，那么，会不会出现私有化的腐败？私有化需不需要强有力的管制？

　　本来私有化是为了减少政府的腐败行为，但是官员可以在私有化过程中利用手头的权力谋取利益。如果把私有化本身当成了一个目的而非手段，那么就会激励官员的腐败行为，在不透明的程序和规则下，私有化也就演变成了任人唯亲和任人唯钱的“贿赂化”。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外资并购中的种种暗箱操作行为就是最好的注脚，如果政府官员把国有资产当成了“烫手的山芋”，唯恐“抛之不及”，那么低价卖出企业收取高价租金就是最理性的选择。

　　政府管制和政府干预本来也是私有化的天敌，但由于公用事业部门私有化或放松管制以后，私营部门在寻求商业回报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可能反而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日本电信业的私有化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促进竞争，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在部分私有化后，仍具有市场统治地位，服务费不降反升，同时大批员工失业，最终私有化只不过是让其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转变为经济垄断和商业垄断罢了。可见，私有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转轨的一种手段，私有化和政府管制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面，无论如何，“谨防极端”是最重要的。

　　理想的“私有化”和现实的“私有化的局限”的冲突，是转轨时期的中国必须要面对的。如果政府不能从一个垄断者转化为一个公共服务者或管理者，如果没有一个在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强大的第三部门（比如积极、自觉和健康的“市民社会”等）作为补充支柱，那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下的盲动“私有化”就会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盛宴，既无公平亦无效率。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