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建房，为何又让“温州模式”占先？

　　本报评论员 吴薇

　　温州模式，一个几乎令人“听觉疲劳”的名词，却在日前，再度让人们领略了它的神奇魔力。

　　在国内集资建房一片“只听雷声，不见雨点”的环境中，默默无闻的温州人却率先

　　从于凌罡在北京首倡个人集资建房以来，相同的声音已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纷纷响起，然而，与媒体频频见报的“热度”相对比的是，这一事件却因拿地的困难、组织的复杂而频频遭遇“寒潮”。

　　正当业界人士已经普遍不看好“集资建房”这一模式、屡战屡败的人们已经开始打“退堂鼓”时。温州人却通过“委托企业承建、由企业出面谈地拿地、用协会的名义发起倡议保证‘公信力’、再用四方协议保证资金安全……”这一系列庞大繁杂却创新不断的程序，用实际行动向集资建房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眼下，全国各地集资建房者再度涌向温州取经。我们不得不深思：集资建房为何又让“温州模式”占先？在社会与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温州模式”对于我们还有多大的启示？

　　一直来，“温州模式”近乎是神话的代名词。发生在温州人身上的一系列创富奇迹，都会被贴上“温州模式”的标签。从1985年，“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温州”，“温州模式”的概念就被首次提出。之后，当全国上下又围绕着“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孰优孰劣、“温州模式”是否已被时代淘汰等诸多大讨论中，温州人却悄无声息地在中国经济领域干出了一桩桩惊人之举：从1982年的“八大王”到2003年的打火机海外反倾销官司胜诉，以及这些年横扫大江南北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只要是在非政府主导的经济热点领域中，总会出现温州人的身影。

　　“温州模式”成了各地学习的范本，成为理论界研讨的焦点。然而，关注了二十年之久的“温州模式”，大家无不失望地发现：“温州模式”并不是一种可套用、复制的操作模式，其核心就是“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的实干精神。

　　诚如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

　　毫无疑问，屡创奇迹的“温州模式”正是一种“敢于冒险、吃苦耐劳、开拓进取、互相信任”的文化精神使然。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或许，这就是“温州模式”在“集资建房”中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温州模式”，让集资建房的森严“堡垒”照进了一缕现实的“曙光”；期待，在“温州模式”的感召下，集资建房的“阳光”能普照天下寒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