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众没有理由替高校不务正业埋单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日前罢免了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人大代表资格。该决定起因于天津大学分管财务副校长杭建民挪用资金炒股致“至少在3750万元以上”巨额损失。中纪委和教育部认为，时任校长单平在此案中负有失察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严重失职错误。(11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

　　我国证券法明确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不能涉足二级市场买卖股票。天津大学是首

　　面对天津大学炒股损失“至少在3750万元以上”，公众最想知道的是：这个窟窿该由谁来填补呢？高校的收入来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国家拨款，另一部分是学生缴费。无论这个财务窟窿最后由哪一部分来填补，在理论上可以肯定的是，实际都是由纳税人来最终埋单的：前者是抽象的整体纳税人，后者是具体的特定纳税人(大学生及他们的家庭)。

　　公众进而想知道的是：像炒股损失3750万这样的非教育行为支出，会不会计入最终的教育成本，并以此为据确定学费收费标准呢？在谈论大学学费时，一直都有孑然相反的两种声音存在：一边是社会公众认为学费太高——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4.2年纯收入，农村需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则需35年的纯收入；另一边是高校以及职能部门认为学费不高，并常常拿出学生缴费只占高校教育成本的四分之一作为证据。显然，如果把炒股亏损也计入教育成本，学费的确是不高，可问题是：大学生凭什么要为学校炒股亏损埋单呢？

　　与大学炒股相类似，以“大学城运动”、“造楼运动”为鲜明特征的大学扩张，这些年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抱着“公办高校不会破产”的心理，高校大胆地贷款，银行也大胆地放贷，以至于负债累累，业内人士更是声称：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高校造楼成本肯定也是要计入教育成本的，我们同样要质问：大学生凭什么要替学校胡乱造楼埋单？

　　一定程度上，无论是高校不顾百姓承受能力地疯狂涨学费，还是不顾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地盲目扩招，都是高校在产业化过程中利益膨胀与资金管理混乱的产物——或者说，都是高校“不务正业”的结果。高校内部，权力的过度集中，民主程序的缺失，以及产业化过程中利益观念的膨胀，导致高校一方面花钱不受约束，想盖楼就盖楼，想炒股就炒股，另一方面筹钱不受限制，除了可以找银行贷款，更可直接以“成本共担”的名义，又是扩招，又是涨学费。天津大学炒股事件告诉我们：高校必须真正成为只重视教育问题的教育机构，而非成天关心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公众没有理由替高校“不务正业”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