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假如市长的批示没有被压

　　谢涛

　　19岁的兰州农村青年白荣晖，患有先天性孤立肾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症，家人东拼西借也凑不齐高额的手术费，他的父亲白纯钰走投无路，于今年7月17日给庆阳市市长写了封求救信，但却没有结果。8月3日，白荣晖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事后查知，这封已经被市长批示给民政部门的救命信，在市政府办公室“搁置”了20天……(11月23日东方网)

　　我们大可做一个假设：市长的批示及时送到了民政局，结果是否就会因此而改变呢？

　　稍稍注意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白纯钰早在7月17日便已经发出求助的挂号信，信是从庆阳寄庆阳，按照常理，信到市长手上不会超过3天，就算大量的信件需要办公室来处理，也不至于拖到10天以后的7月27日吧？可见，即便是面对一条生命的关天大事，公务人员慢条斯理的习惯依然如故。10天时间，对于一个亟待救治的生命垂危的病人来说，该是多么重要？可见，“白荣晖之死”在市长批示以前便已经埋下了伏笔。

　　就算市长批示之时白荣晖还有救治的机会，民政局长接到市长的批示之后又会作出怎样的回应呢？像白荣晖这样的例子，民政部门十有八九会把他往卫生部门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上推，如不能解决问题，再来按照特定对象的标准申请大病救助资金，按目前的大病救助资金标准，肯定也撑不过白荣晖的全程治疗。最后，球有可能又踢到红十字会等社会慈善机构那里。折腾来，折腾去，白荣晖还是得不到有效的救助。

　　其实，“市长批示被压”只是偶然而已，懒政意识和救助缺位才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必然。试问：如果政府各部门都能勤政爱民，各司其职，如果有一个健全的社会救助体系，白纯钰还有必要在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下苦等“市长的批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