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你有多大的命名权力？

　　武汉市政府部门想用拍卖地名的方式敛钱，招来多方责难。

　　“命名权”一向是个微妙也很有意思的观察对象。

　　上周，好友小姜从哈尔滨来讲起一件事，他和夫人商量给儿子起名的时候曾这样商定：儿子既不要随父姓，也不随母姓。就叫“挪亚”。他说，这样做是想表明孩子只属于他

　　就这样，中国可能有了第一例主动放弃父母天然“命名权”的人名。

　　在奴隶社会，奴隶是没有命名权的，他们叫什么取决于奴隶主。所以，奴隶要获得自我命名以及为后代命名的权利，必须先争取自由和解放。

　　即使不是奴隶社会，一个人的姓名权，也是可能受到侵犯的，比如封建的避讳制度，而末庄的赵太爷也曾对阿Q说：你也配姓赵？！

　　姓名权遭到侵犯的情形也屡见不鲜。我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下岗工人杨富开了个卖猪肉的店，因为他与时任县长同名，结果他被执法部门收拾得无法营业，只好关门。

　　从父母为孩子命名，权贵对他人姓名的干涉可以看到命名的两个基本法则：一是“自然法则”；二是“权力(或暴力)法则”。

　　自然法则：这是指命名与被命名的人或事物具有天然的从属关系。如父母与子女，它还包括相爱的人为对方起的种种昵称，如“小猪猪”；还包括原创作者对文艺作品的命名；还包括商品生产者对自己产品的命名。自然法则里还有个大类，那就是约定俗成，比如珠穆朗玛是藏族的叫法，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袭用此称；尼泊尔人则习以“萨迦玛塔”的古老称呼指称珠峰。

　　权力(暴力)法则：权力(暴力)法则体现得最典型的要属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导致的国名变更。

　　我曾在《从改名看中国文化的高妙》一文中曾叙述过“改名”——即重新命名与权力(甚至是暴力)有着的密切关系。文革中，中国的许多城市、乡村，都曾经盛行以革命的名义，把旧的街道名、村庄名、建筑名、工程设施名都改掉了。

　　另外，强势文化对已有名称的事物，往往也有很大的作用，比如国际上至今仍然习惯称呼珠峰为“埃佛勒斯”，这就是当年英国强势文化——包括先进的测量技术、发达的传播媒介对世人认知的普遍影响。

　　武汉市政部门“拍卖地名命名权”的主张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弹。我想，市政部门的主张和做法如果有错，也首先不是错在地名是否可以拍卖，而在于它是否有权单方面做这样的决定。因为它的这一主张和做法，已经涉嫌滥用权力掠夺特殊的公共资源以自肥，还给本地公众以及外地到访者制造了认知的麻烦。

　　要形象地拷问武汉市政当局此举，还可假设，地处武汉三镇的黄鹤楼归武汉市政管辖，而它的权力又不受制约，可以想象，愿意出巨资改掉“黄鹤楼”的暴发户是否也会出现？

　　对地名街道名这类特殊的公共资源的名称变更，说到底恐怕还是一个政府权力是否受到了民主法治原则约束的问题。

　　[作者：赵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