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首席评论：从“天大违规炒股”看高校理财监管问题

　　□李隼

　　这种机制对权力的监督，应用的逻辑必然是“重后果，不重程序”。设想，如果这个巨额炒股的行为不仅没有造成损失，还狠赚了一笔，可能也就没有严厉的问责了

　　日前，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被天津市人大罢免人大代表资格。该决定起因于天津大

　　在天津大学挪用巨资炒股事件中，表面上看，不过是一把手的领导作风问题，不过是又一起寻常的负责人失职案件而已。而深究起来，此案反映出高校管理中的许多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首先，高校的权力监督机制问题。校长一人就能决定高达上亿元的资金流动，一人就可以决定如此巨额的风险投资。可见高校的权力监督机构漏洞不少。坦率地说，这个弊病恐怕不仅高校管理体制所独有。在许多重大违规违纪案件被曝光之后，我们习惯于抹上“领导缺少民主作风”的万金油来做总结陈词，但制度设计中的预防功能为何屡屡失效？值得深思。监督机制绝不是一种控制开关掌握在领导手中的机器，在领导同意的时候就开动马达，动力十足，而在领导“不爽”的时候，就悄无声息，自动关闭。在现行的监督机制中，纪律检查职能部门的事前、事中监督只能难以发挥。这种机制对权力的监督，应用的逻辑必然是“重后果，不重程序”。设想，如果这个巨额炒股的行为不仅没有造成损失，还狠赚了一笔，可能也就没有严厉的问责了。实用主义的效果论在整个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渗透进了高校的管理工作当中，权力监督机制的强化，重点应落在“程序”上，不应止于等到恶果形成后，再来动刀，如此不仅对高教事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对领导和管理者个人也是不负责任的。

　　其次，高校要不要理财，如何理财？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看看国际上著名的大学，几乎没有不会理财的校长，至少，不会扩大收支盈余的校长不是称职的校长，一些私立大学，即便是大名鼎鼎如牛津、剑桥，或哈佛、耶鲁，校长的主要精力不是用来做学问，搞研究———基本都放到“找钱”上来了，合理、稳健的理财是高校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国内高校，基本上生存无忧，发展上也基本纳入国家整体的教育发展规划，理论上的发展压力并不会大到要去做风险投机。其实，国有高校根本不应该与同为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一样，把经济增长指标列为非常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基于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后者以利润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前者的财政收支盈余的稳定扩大则仅仅是发展手段，根本目标还是在教育发展本身。对于类似天津大学这次理财的失误，作为产权所有人的国家也应该向具体管理部门问问责了。动辄上亿资金，任意流动，把国家资产拿去走钢丝，又对金融市场造成干扰，给其戴个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帽子，也不为过。国有高校自主权确实应该下放，但这种典型的放任明显是“异化”的自主权的体现。

　　其三，高等教育产业化该怎样理解？这其实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与动力问题。高等教育走产业化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它不能抛开教育功能这一公益性质的底线。正确理解的高校产业化应该是对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部分，这个部分包括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法，直接可以转化为现实力量，形成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当前各高校的校办产业诞生的基本理论前提。高校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投资实体，参与资本市场？这要有所甄别，作为私立学校，只要投资人授权，没有问题。作为公立学校，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就应该专款专用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上。这样理解，现有高校的理财与产业化政策就有了一个原则性的认识———最多是一个与教育科研有关的生产单位，绝不应该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投资主体。突破这个认识，除非寻求现有高校产权结构的转变。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