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恭王府的"复生"看"文化中国"的建构

　　作者：李强

　　从1978年开始的恭王府府邸腾退工作正式结束，共耗资数亿元。在王府原址上将会按清同治、光绪年间的王府原貌，复建为两个院落。2008年春季，恭王府府邸将作为王府博物馆开门迎客。(11月24日新京报)

　　对于有着“一座清王府、半部清朝史”之称的恭王府而言，府邸腾退工作的结束，以及随后将展开的修缮、复建工程，无疑有着重要的命运拐点意义。它意味着这座规模宏伟并负载了特殊历史和人文信息的旧日王府，终于迎来了焕发生命第二春的时代契机。而历时28年的腾退工程以及更为长久的“混居杂陈”、身份属性“模糊”和错位期，则喻示着这份文化“复生”气息的珍贵与不易。在一个文物和文化遗承深邃丰厚的千年古都，没有什么比面对一处处具有文化和历史地标价值的故老风景的褪色、“凋零”、“沦落”更让人恸心的了。正是因为有着太多历史性、甚或是常识性的失误与失忆，才让这一文化“拯救“与复兴过程更具沧桑感和镜鉴价值。

　　如果我们勇于直面过往，则显然应接受这样一个沉重的事实：正是由于在某个特定时间段我们的历史视野、文化认知、人文情怀(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政治性因素)过于局促、短视和偏狭，而导致了一些片面、武断决策的出台，在这一缺乏历史和文化责任感与逻辑性、非理性、非科学思维的影响下，我们遗憾地做了太多“自摆乌龙”式决断，它的自损性与凝滞力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仍需用坐标重校后的热情、智慧和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来为它曾经的文化“伤势”疗伤。这一景象不仅游动在恭王府，像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保单位，亦同样存在类似现象。事实上，正是由于相关腾退清理工作长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性保障措施，以及资金的严重匮乏，使文物腾退和保护工程进展缓慢，或陷入僵局；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恭王府式的文物身份重厘，才渐次有了清晰的轮廓。透过这一曲折而艰难的“转身”过程，并循此回望数十年来的文保与文化认知之路，无疑令人兴叹。

　　联想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那场著名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之争，联想到以“梁陈方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详)为代表的一些颇富识见的文保思路的被冷落和忽视，以及随后古老城墙、城楼们的集体性消失；在今日耗资倾力的城楼复建与恭王府们的腾退复原工程映衬下，历史与文化的况味流转让人深思。它无比鲜活无比真实地传达着一个文化识见：在世易时移、变幻万千的时代风云面前，我们永远需要一颗理性、睿智、目标恒定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大脑，它的原则、价值确立与坚守本身，便可能意味着无穷财富、意味着宝贵历史资源的节俭与绿色积储。它甚至直接决定着一座城市、一个民族的文化方向感和文化畅想力、创造力的有效性、可持续性。但愿，这数十年来文保之路的洄转与重塑，能让我们更清晰、更坚定地确立历史与文化的时代座标。

　　当然，在涉及到具体的文保操作思路时，不仅应专注于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吸取，放眼向外、大胆吸收和借鉴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亦不失为明智之计。比如文化气息馥郁、文保工作卓有成效的法国便很值得参考。它的一个重要思路和特点，便是将文保这盘棋置于多维的经纬格局之上。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家，其不仅宣传和参与力度大，且内容设计本身极为精细和人性化。比如它每年都会突出一个活动主题，“文物与文学”、“文物与工业遗产”、“与文物相关的手工作坊和技能”、“古堡文化”等等，细密的内容设计覆盖了几乎每一个文保领域，而有针对性的运作形式也空前激发了公众的文保意识和参与热情，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义务和公益性文保热潮。而在法规维护和政府投入的同时，亦极力促成民间组织和社会性团体的发展壮大。在法国，致力于文保的民间组织已有二万余个，其每年用于各种文物保护的社会资金达100多亿美元，相当于政府财政投入的总额。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民众热情的激活，和民间组织、社会性团体的有效融入，才最终促成了“文化法兰西”盛景的和谐运转。在文保资金缺口甚巨、民众和民间组织参与文保事业的热情亟待培育和引导的我国，法国的成功经验无疑很耐咀嚼。

　　在“文化中国”建构的时代命题下，恭王府们的复兴，当然只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清音初啼，但重要的是，这座城市、这个时代终于在历史梦魇和现实利益掣肘的复杂纠结中作出了决断，虽然曲折和不易，但它让我们看到了方向、感受到了进步，对于文保和文化建设而言，这是令人欣悦的。

　　审稿：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