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最大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编者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这项制度建设已成为我国检察制度建设中富有开拓精神的工作领域。从1986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探索建立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至今，上海的这项工作已从个别试点走向全面推广，从零星探索走向系统创建，他们的经验成果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上海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20年系列报道之一

　　初冬的早晨，上海市郊闵行区浅水湖畔的上海检察官培训中心内微风和暖，全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下称未检工作）机制创建20周年会议在此召开。

　　细细研读上海未检工作机制，其间意趣恰如基础数学“运算法则”：或“加法”——在普通刑事检察制度基础上额外增加特殊的程序和内容；或“减法”——在普通刑事检察制度基础上减少部分严苛的程序和内容；或“乘法”——通过特殊制度设计，将未检工作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成倍放大；或“等式”——在制度设计中强调各方面因素平衡兼顾。而对未成年人侧重保护、教育、感化、挽救和预防的理念，则如同所有“运算法则”共同遵循的“定理”，贯穿始终。

　　最大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上海未检制度理念的第一个着眼点，其相应制度设计主要表现为“加法”，如增设专门未检机构，帮助涉案未成年人申请义务法律援助律师，增设特殊审讯室和特殊的审讯问话方式，庭审中增加特别教育阶段，提起公诉的同时额外提交量刑建议书等，其中尤以不捕不诉考察、合适成年人参与两项制度引人关注。

　　考察帮教程序：

　　多给未成年人一次自新机会

　　今年7月11日，闵行区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某技校四川籍在校学生小杰伙同成年同乡盗窃一辆价值3200多元的电动自行车。受案当天，未检科办案人员就会同本区社工，与小杰及其监护人签订协议，将小杰纳入考察帮教对象。小杰真诚悔过，积极参与社区公益劳动，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10月中旬，闵行区检察院对小杰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并送他重回技校读书。

　　1992年，上海部分区县检察院开始探索未成年人考察帮教制度，即对小杰这样罪行轻微的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并在取保期间进行考察，根据其表现最终决定是否提起公诉。2002年，上海市检察院统一规范，要求对拟作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设定专门诉前考察帮教程序。此后，闵行区检察院将这一做法向审查批捕阶段延伸，要求对拟作相对不捕的未成年人统一开展捕前考察，并将考察帮教程序的适用范围拓展至所有取保候审的未成年人。

　　上海市未检办案人员人手一本厚达近400页的《实务手册》。记者在其中看到一份“非羁押性措施可行性风险评估表”，这是启动考察帮教程序的第一个必经环节。“为了避免放纵犯罪，我们评估把关十分严格，只有那些真正符合条件的孩子，才能取保候审，进入3个月至6个月的考察。”闵行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施炳弟特意强调。

　　与其他地方做法不同的是，在上海，接下来的跟踪考察帮教工作不再需要检察官具体负责。近几年来，上海以“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在社区街道设立了条块归口管理的专业“社工站”，站内社工按职责细分为“青少年事务社工”、“社区矫正社工”、“禁毒防毒社工”三种，其中“青少年事务社工”以有偿服务协议的形式承接了这块“业务”。

　　据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吴燕介绍，在拟作考察的对象中，有几类未成年人比较难办，成了“特殊中的特殊”：一是外地来沪的，发案后往往流离失所，取保后容易脱逃回乡；二是家长去世、离异或放弃管教的，取保后往往失管再犯或脱逃；三是跨区犯罪的，因为案件管辖原因人户分离，考察起来相对麻烦。这些孩子，“社工站”难以接纳。另外，随着青少年犯罪日趋增多，专业“社工”力量日显不足。

　　“商请社会各界协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虹口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周小萍说。早在上海社工制度建立之前，虹口区检察院就与区内上海富大胶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建“青少年阳光教育基地”，现在就负责接纳这些“特殊对象”。类似的社会基地，上海目前已达40余个。

　　2004年10月，闵行区检察院成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工作总站”，专门接纳这些“特殊”对象，同时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并将人口协管员吸纳进来，辅助“社工”工作。2005年6月，上海市政法委召开全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现场会，向全市推广了闵行区的这一做法。

　　2005年2月以来，上海各级未检部门已对86名符合条件的涉案未成年人实行诉前捕前考察，无一例脱管，不捕不诉率高达98．5％。

　　合适成年人参与：

　　让未成年人多一位“临时家长”

　　年少气盛的小夏只身从外地到沪打工，今年8月在工作中与同事王某因琐事发生矛盾，争执中用自制匕首刺伤王某左胸。外逃5天后，小夏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王某此时也因抢救无效死亡。到案后，小夏从公安人员的话语中隐约感到后果严重，心情极度紧张，始终沉默寡言。第一次讯问小夏那天，检察官请来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傅老师。讯问前傅老师一番温暖的疏导安慰，让小夏的情绪缓解下来，开始正常回答办案人员的讯问。

　　傅老师是长宁区检察院特地给小夏请来的“合适成年人”。小夏父母不太识字，远在江西农村无法赶来。但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办案规则的要求，讯问未成年人时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于是，傅老师便成了小夏的“临时家长”。

　　据长宁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顾晓军介绍，“合适成年人”负责在讯问时就有关问题向孩子作解释，帮助孩子理解办案人员讯问的含义，同时监督整个讯问过程是否合法，但不负责解答法律问题。实践中之所以需要“合适成年人”，往往是因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存在“瑕疵”，如不能到场、不愿到场、不能胜任、不宜到场、遭孩子反感、可能影响讯问等。担任“合适成年人”一般要求具备一定法律常识、较具爱心、热心公益、善于沟通，并且要经过专业化的培训。

　　顾晓军说：“与律师不同，‘合适成年人’基于孩子的陪护权产生，而不是基于辩护权。因此，‘合适成年人’不是诉讼参与人，只能参与讯问。”

　　2004年，长宁、虹口、浦东等区检察院开始探索在审查批捕环节引入这项制度，在团委干部、青保老师、老干部、政法院校大学生及青年志愿者中遴选“合适成年人”。今年4月，长宁区检察院又与区公安机关共同出台规定，率先尝试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开始引入该制度，并将“合适成年人”队伍从原来的10人扩至49人。

　　随着这项制度在全市的统一推行和规范，“合适成年人”案件适用量大大增加。而上海各区现有“合适成年人”均为义务或兼职，总量已逐步显得“捉襟见肘”。现在，长宁区检察院又开始尝试“建立经费保障前提下的专业化队伍”。该院副检察长李飞谈及这项工作时信心满怀：“我们试图将社工与‘合适成年人’合二为一，同时将适用范围拓宽到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及聋哑、少数民族未成年人。”

　　（文中未成年人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