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慢功作用

　　□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巡礼之三

　　本报记者 刘建 本报实习生 李媛

　　见到这位老者，两个画面便映入民事纠纷调解室接待人员的脑海：一个是老人身穿白色唐装，在黄浦江外滩打太极；另一个镜头是他代表黑龙江游客说，“我们来自中国哈尔

　　这位老人名叫张达，在2002年上海世博会申报工作中，曾被媒体选中前面两个镜头，并向全世界播放。但让张达感到气愤的是，他的肖像竟然被用作上海新建骨科医院的商业广告，广告公司和医院暗地里“一买一卖”，作为当事人的他毫不知情。

　　“医院采取回避和不理睬的态度，我不得不到法院走程序。”今年6月7日，张达向上海市长宁区民事纠纷调解室求助，希望在正式诉讼以前，能以调解的方式先与对方协商解决。

　　虽然肖像权纠纷不包括在目前接待调解的8类案件之中，但调解室的法官还是接下这个“分外”工作。6月10日上午，双方就达成了调解框架，解决了老人烦扰多年的问题。

　　上海市推广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以来，帮助了许多像张达一样的人。2003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举行联席会议，提出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强化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的衔接，并指定了长宁、普陀、黄浦等区作为试点区。

　　如果说法院诉讼是一剂见效快的“西药”，那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就是“中药”的慢功。

　　今年4月24日，纠纷当事人林女士把一面锦旗送到长宁区联调委人民调解窗口，一连声地称赞调解员：“严格执法、维权护民。”

　　事情要从今年4月9日林女士的前夫李先生向长宁法院起诉离婚说起。在接待法官的介绍下，李先生选择了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程序。但调解一开始就进行得很不顺利。林女士情绪激动，坚决反对离婚。经过调解员好言相劝才与李先生坐在了一起。然而没说两句两人就争执起来，致使调解无法进行。但调解员与指导法官楼玉芳却没有放弃努力。经过他们入情入理的分析，3个小时后，双方当事人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并用最快的时间结束了带给双方痛苦的婚姻。

　　原以为事情到此已经解决，没想到两周后双方当事人再次来到区联调委人民调解窗口。原来，两人回去后依约履行分割财产时，又因一张3000美金的《“节节高”个人外汇理财产品协议书》产生了分歧。调解员了解情况后，建议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并得到了法院的确认生效。至此，这起离婚纠纷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近年来，上海市各级法院民事案件受理数连年攀升，长期超负荷运转情况严重，而委托调解工作却用其独特的优势，加强了人民调解与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等的衔接配合，节约了司法资源。浦东新区开展“人民调解诉讼参与制”两年多来，高东、高桥、高行三镇人民调解员共参与外高桥法庭民事诉讼300余件400多人次，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和息讼服判的达30多件。

　　在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今年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意见》，在全市全面推开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工作。

　　今年1至8月，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10.4万件，其中调解撤诉结案共5.9万件，平均调解撤诉率60.9%，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4%，这些数字无不显示出民事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的巨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