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失德，礼崩乐坏，求诸乞丐？

　　时报新闻眼

　　又见情妇，又见雄性荷尔蒙指数高企的腐败官员。而一个乞丐让无数人寻得呵护和抚慰良知的良药，以及信任和行善的勇气，做了原本应该是为民立德的官员的道德标杆。让人想起了孔夫子的名言：礼失求诸野。——李斌

　　李斌的博客：在左路飞翔ｈｔｔｐ／／ｍａｎｆｌｂ．ｔｉａｎｙａ．ｃn

　　又见情妇，又见雄性荷尔蒙指数高企的腐败官员：“检察官砍死情妇被判死缓 被害人丈夫表示将继续上诉”（《燕赵都市报》11月22日）、“情妇醉酒驾车撞死人 公安局副局长出钱为其脱罪”（《成都晚报》11月24日）。不少公仆为了“工作”荣升“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已经令人唏嘘不已。如今看来，“选拔”贪官的标准除了原来的“三高”，还得加上“荷尔蒙高”才行。

　　有网友更是查阅有关资料，整理撰写了“贪官包养情妇的十二大吉尼斯纪录”（《天府早报》10月14日）。其中最为精要，最能代表贪官道德认知水准的，自然是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所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如此“情妇逻辑”谬种流传，反映的是部分官员道德良知的无限下探，已经接近于无底线可言。在“湖南前省纪委书记谈郴州大案 力陈十年反腐之艰”（《南方周末》10月26日）的新闻里，主角杨敏之曾自我解剖说，反公款吃喝，反领导干部领红包，反了多年，反来反去，自己也身不由己卷进去了。难得的是，他还心怀羞惭，颇觉无奈，不少官员却恬不知耻甚至已恬然泰然觉得天经地义了。

　　但是，在中国传统里，可不是这样的呀！古时有部经典名为《左传》，提出了为官处世的最高标准，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立”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许多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如果以今天的观念来理解，这德，就是道德修养和个人品行，也就是说，做人是最起码的要求。

　　另一边厢，“乞丐乞讨来百元捐给病友 称遇到这种情况还会捐”（《南方都市报》11月24日）的新闻让不少网友汗颜、酸鼻子、心灵震颤……在他们看来，这个站不起来的残疾孩童，在他一无所有，甚至贫弱到无以为食的时候，仍不忘帮助遭际更悲惨的人。这种“立德”，比当日在大会上慷慨陈说、在报纸上刊发大话誓词的贪官，更具备道德感召力。甚至有网友呼吁，应该让官员们学一点这个乞丐的高尚情操。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找回了昔日的荣光。然而不是在官员，却是在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乞丐身上。

　　一个乞丐让无数人寻得呵护和抚慰良知的良药，以及信任和行善的勇气，做了原本应该是为民立德的官员的道德标杆。孔夫子有言：礼失求诸野。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判定的逻辑链条进行反向推导，以上述呼吁所反映的民意指向为现实结论，日益受质疑、接近崩溃的官员道德素质状况昭然若揭。当很大一部分的官员其道德指数还不如一个乞丐，民众从中所收获的感知，就像报道配图上展示的滑稽一幕：一个漂亮的富贵小姐捧着捐款箱，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却在捐钱，只有一个判词：礼崩乐坏。

　　而这种道德水准上的官民分野的严重性，是否比神经过敏地将外国媒体所披露的现今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客观社会现实理解为贫富对立，进而急吼吼地否认更为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学家回应美国媒体质疑：将贫富对立是‘断章取义’”（《上海证券报》11月24日）。这年头，穷人多心善，富人多不仁，官人多失德。让人想起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一句唱词：穷不帮穷谁照应，两颗苦瓜一根藤。自然，对于那些即使是为富不仁的富人，咱平头百姓也无权指责。但是对于选择为某个公共权力部门工作并获得不菲回报的人来说，其私人道德必须置于公共领域内，供民众评判。如果要来一场触及灵魂的荣辱观教育，显然更应该自上而下、自官员始。

　　与官员民众之间道德素质反差相得益彰的是，随着时代的推进，那些不幸而暴露的腐败官员，其行径的恶劣程度与所接受惩处的严厉程度逐渐形成一种反比关系。十几年前，一会计贪污6000元“巨款”被判刑的消息，批评某县某局一个月公款吃喝几千元的报道，都是大新闻。而这些当年引发公愤的报道，其腐败水平放在现在，哪里有成为新闻登报的资格！有论者慨叹，如果当年的读者知道以后还会有“官杀官”、“买凶杀妻”、“吃垮饭店”、“不明财产几千万元”、“亿元公款豪赌”、“高官卖官”等等丑剧，只怕舌头伸出来缩不回去。如果还拿出建国初那刘青山张子善的例子来作参照物说事，更会被人讥笑太不与时俱进，那简直是比都不要去比了。

　　贪官“恬不知耻”的底气，显然大多来自这些耻行并未得到及时应分的惩罚。上述两个栽在石榴裙下的官员，一个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因琐事将人杀死，手段凶残狡猾，结果却是判死缓，赔七千；一个是其肇事情妇逍遥法外长达两年多时间，死者家属告到省公安厅后，此案才得以彻查，而在期间，这个副局长甚至得以升官。为什么腐败不能有效遏制？为什么中央下这么大决心，但到基层折扣大半？致命的死结就在于此。而在外在的监督和惩罚机制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指望贪官人性的自我反省，奉乞丐为榜样“立德”，是很不靠谱的。笔者评述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所出台的考察干部新规定——“对不尽社会义务、不孝敬父母、不关爱妻子儿女的官员”将不予提拔——曾持狐疑态度，认为可操作性不强（“‘忠孝’的鸡蛋问题”《信息时报》9月15日）。但如果在选拔干部时引入更多的考察层次，譬如说个人道德素质，在某种程度上能做到体察民意、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就像孟子所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此前的狐疑态度显然有必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