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何必急于为现实辩护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对于《华尔街日报》最近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施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边。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民主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报告称，从2001到2003年，中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2.4％；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报告讲得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最穷的1/10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显增长。翻译成我们经济学家听得懂或者最爱听的话，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显增长。可是，一些名字也没有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还进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听起来，反而好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自己在那里对号入座。

　　经济学家应该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而不要无条件地当现实的辩论律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外界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无疑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良好时，社会对穷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财政盈余，舍得花钱；富人钱包鼓了，捐赠也痛快。第二，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不高，严重依赖低薪阶层的简单体力劳动。当一个经济的简单体力劳动含量高、高技术含量低时，穷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但是，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政府和富裕阶层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为什么急剧扩张的制造业没有给最穷的10％人口提供基本的机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和俄罗斯低，但根据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比这两个国家大。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一些专家”或经济学家无视这些问题，甚至临时换专业，以历史学家的口气狡辩说，“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洲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进行“掠夺”。这等于用18及19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规范21世纪的社会。这些专家怎么就不看看: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缩小而不是扩大了贫富差距。抢银行可以致富，当金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条路？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对中国经济做出了这样的诊断。就是被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过负所得税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穷人可以合法从国家那里领钱。亚当·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鼓吹市场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竞争。财富过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垄断，还怎么充分竞争？

　　两百多年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中心，是财富的中心。但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有潜力发展。理由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一是穷人毫无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对弱者的态度，检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这一道德底线，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面临历史上最佳发展机会的中国，不要在这方面再不及格。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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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