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首席评论：利益博弈无规则　利益侵害无了期

　　□唐昊

　　在没有公平的博弈规则的限制下，很多更加接近公权的强势利益集团便不由分说地掌握了这个时代的主导权、话语权。相比之下，工人、农民、骑自行车的城市平民等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在广州市公安局发布通告禁电动自行车上路一星期后，数百名广东省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行业负责人举行行业大会，宣布将向全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级机构争取电动自行车的存在空间。与此相类似，近日来自民间的集团性诉求不断。如前不久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商讨如何应对目前的房地产政策、本周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宣布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标准，不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等等。民间的集团性诉求增长预示着我国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利益博弈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回答如下问题：利益博弈如何才能合法化？利益博弈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利益博弈的机制和规则如何制定？政府在利益博弈中的角色如何等等。这些涉及到利益博弈规则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如若不然，“无规制博弈”的后果将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大行其道，弱势群体利益受到冠冕堂皇的侵害。这是因为在没有公平的博弈规则的限制下，很多更加接近公权的强势利益集团包括官场利益集团便不由分说地掌握了这个时代的主导权、话语权。相比之下，工人、农民、骑自行车的城市平民等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广州自行车协会负责人就曾抱怨说，政府连关于“禁电”的听证会都不请他们去，现在都不知道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和政府沟通、让政策制定者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些协会的投诉无门凸显了我们社会缺乏平等的利益博弈的平台和规则。以电动自行车为例，电动自行车之争，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通问题，它事实上意味着我国目前的利益博弈规则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重大缺失：

　　首先，法律对权利保障的缺失。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公民权利问题，即公民有没有权利自主选择交通工具出行。从理论上讲，城市的道路应公平分配给机动车群体、行人群体和自行车群体，但这种选择权显然被忽视了。同时广州目前数十万辆电动自行车中绝大部分是从合法渠道购买的个人财产。取消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权利，无异于在事实上剥夺了这些私有财产，在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的情况下，可认为是侵犯了公民财产权。关于财产权的法律（包括宪法）都没能保护公民财产和公民路权，可认为是利益博弈规则的最严重的缺失。

　　其次，“规则保护弱者”原则的缺失。电动自行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刚性需求———非机动车是相对弱势群体的交通工具，其廉价和便利满足了城市草根阶层的需要。但在道路资源的分配过度偏向机动车的情况下，自行车被逼到无路可行，管理者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过来又怪责自行车与机动车争路，并以此为由加以禁止，这种做法反映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受到明显忽视、利益博弈显失公平。

　　最后，社会自主性的缺失。中国社会的转型既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从管制型社会到自理型社会的转型。即要求决策是在政府和社会共同认可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因为决策者最终的目标是要获得被决策人的认可和执行。在政府为“禁电”举行的听证会上，电动车厂商、经销商、自行车协会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意味着与电动车关系最密切的人群缺乏政治规则的引导，只能选择在体制外对抗政府决策，其行为的随机性大大增强，威胁到社会稳定和谐。

　　如前所述，因为相关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规则的缺失，社会利益博弈难以公平进行，成为目前社会利益博弈的症结所在。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不能听凭利益集团的“无规制博弈”。所谓制度创新包括：1、法律创新———必须建立政府决策的司法审查机制，使得政府决策和来自民间的声音都以统一的法律权威为依据，并使司法审查可触及抽象行政行为（政府规章）；2、制度创新———政府听证会需邀请各方代表参加，政策决定必须在会议之后而不是开会之前就作出；3、民意出口———根据珠海法制局的网上调查，支持电动车上路者占97%，必须以此作为决策依据；4、利益代言与利益联合———弱势群体在保护自身权利的方面没有更多办法，其权力资源、经济资源都明显不足（如果充足的话就不叫弱势群体了），他们只有道义资源和在此基础上的自我联合，因此必须通过民间利益联盟和政府支持等方式保障其维权的能力。

　　具体到电动车领域，由于电动自行车的问题大多来自于这个行业本身的不完善、不成熟，所以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制定清晰可靠的行业标准和上路规则。如果需要为此支付行政成本的话，可以通过上牌、缴纳年费等方式来补足，简单地一禁了之是一种“行政偷懒”。如珠海等一些城市“禁电”失败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出台“禁电”政策，但却无法禁止社会和民众对多元化出行方式的真实需求，惟有以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利益博弈规则才是正途。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