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时评界的中游丑陋及根源

　　前些天写了篇《丑陋的时评界》，原以为自己出了一口鸟气（太多丑陋不说出来不骂一通实在令人心中窝火），但看罢某些“早叫的公鸡”所言，所谓“丑陋”并非今日才有，几年前就有人群起而攻之了；所谓“作者的丑陋”其实根子在“编辑身上”，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附焉”。我感觉一怒刚消，一怒又起。说的没错，作为时评下游的作者群，决定他们某些丑陋的关键因素常常不是自己，而是那些处于时评链条中游的“把关人”“时评编辑”们。时评编辑们的丑陋不除，只能继续上演“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悲剧了。但不能再

　　时评编辑们的丑陋在哪里？当面对这个问题时，的确有些“当局者迷”的彷徨。也许“我们”（因笔者也添列时评编辑行列，自然无可豁免）的丑陋在于同样地像明清的书生一样炮制一些不痛不痒的八股垃圾时评，在于同样地如同投机者一般或刻意或狡猾地回避严肃的话题，在于同样地如媚俗化的媒体商人一般以咀嚼玩味低级趣味为癖好；甚至在于似市场经济中的商贩一样精心盘算着互登文章换取稿费，甚至在于好比一朝得志的中山狼对作者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选稿独裁，甚至在于仿佛一个口是心非的贪官把作者文章移花接木据为己有，表面却一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脸谱。

　　对于“我们”的丑陋，除了道德低劣者的确与彻头彻尾的“丑陋”脱不了干系，绝对无法原谅之外，其余的“丑陋”得区别来看：如果自己的某些“丑陋”是在既有体制下的无可选择的规定动作，那么不该得到太多的口水和砖块，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体制的缝隙中学会一些“技巧”，从而在积极的运作中让某些真正有价值的声音发出来；如果自己的某些“丑陋”来自于心底的认同，来自于消极地做一个与独立思想决绝的“顺民”，来自于只把编辑位置作为一个单纯混饭投机的差事，那么这样的“丑陋”肯定是导致时评丑陋化的“缔造者”之一，是应该忏悔和反省的，否则就应从时评的幕后揪到前台曝光于大众。

　　有人会说：我们也是冤枉的，虽然身为时评编辑但也常常身不由己，每天都要无条件地服从领导的意图和喜好！倘若这样的话让领导听到了，八成也会一脸无辜：我们也很无奈，头上戴着新闻管制的紧箍，一旦越雷池半步，有人就要念“紧箍咒”，我们有苦难言哪！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把关人”唱窦娥冤，如果有，我想大家一起不妨来听听下面的话——

　　“媒体的新闻工作者，除报道允许他们报道的新闻外，还要有意识地努力去改变新闻的潜规则，这是指要敢于接触那些虽无禁令却按经验判断具有重大风险的新闻题材，能否报道出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这类报道有一个特定的附加功能，这些官员也是人，也受过良好教育，第一次看到‘犯规’的报道，他们也许会跳起来，但是两次、三次……不断地看到在禁区边缘游走的报道，他们的敏感阀值就会逐渐提高。俗话说：见怪不怪。在目前体制下，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只能这样一步一步、一篇一篇地‘挤’出来。”（某著名报刊主编语）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话，如果把里面的“新闻”换成“时评”，其中蕴涵的新闻哲学我以为是一脉相通的。其实，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在积弊丛生、理想钝化、道德沦丧的今天，知识分子是当随波逐流、逢迎上级还是保持一点尊严和理想？

　　在1949年后，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注射了“思想一律、大脑空白”疫苗，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找不出几个有价值的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即使遇罗克、王申酉、林昭、顾准、王亚卓、马寅初铿锵的声音在那个时代，也不过是空谷回音、流星一瞬；1978年后，知识分子体内的疫苗终于失效，从而掀起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和民国初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思想盛世，20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真正充满理想、信念和激情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功利主义、犬儒主义、拜金主义又一次像可怕的疫苗般注入知识分子的体内，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至今仍然经久不衰，而且像基因、流感一样遗传给后代、传染给旁人，时至今日不计其数之人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时评界中人如果按广义的知识分子标准看，大多当在这个阵营内；知识分子普遍的堕落多少要让这个圈子里的人物带些时代烙印。但不能因此就让这种堕落任意发展，就对诸多丑陋睁只眼闭只眼，在“为民代言”在“公民写作”在“言论自由有发展空间”在“信息化爆炸时代”的背景下，应当有一部分人坚守一些常识、底线和原则，首当其冲的应是处于时评链条中上游的诸多“把关人”。曾有人这样对时评把脉：在中国公民社会还远远没有建成时，倡导“公民写作”的时评不过是一早产儿，不是先天不足就是行而不远。现在回头来看，这样的把脉真的有如“先知”。如果媒体的“把关人”都在贫乏、沦丧和投机中长袖善舞，那么真的希望与其时评丑陋下去还不如早早夭折了事的好，至少不会把公民社会中那些基本元素“责任”、“勇气”“道德”“良知”给异化得面目全非。

　　我又不由自主想到了一些已化作历史烟云的知识分子，比如傅斯年，比如张季鸾，又想到了为什么他们始终是横亘在我们前面的高山，为什么我们始终无法超越他们？我在想，如果1947年的傅斯年能在媒体上大喊《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当时任行政院长，相当于国家总理），那么我们退而求其次在今天针对某个事件敢不敢大喊《这样的县委书记非下台不可》呢？即使我们基于体制和勇气的限制，连这些也做不到，那么我们起码应该应当保持一下职业新闻人的道德操守吧：不说假话废话空话；不主动说假话废话空话；竭尽全力把假话废话空话的危害降到最低。

　　说了这么多，面对时评界种种恶性循环的丑陋，大概连隔靴搔痒都达不到吧，况且这样的话在几年前就已经被不少人翻来覆去地怒斥过了，可结果呢？两三年过去了，丑陋依旧，积重难返，但那些基本的常识仍然需要每过一段时间就得重复一下，提醒一下，哪怕被人说成是拾人牙慧，相信时评界“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每一次的重复也相信自有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