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生代：从“自我”到“我们”时代

　　从“自我”到“我们”时代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亚洲的年轻人是那些只注重物质享受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亚洲年轻一代关注的焦点正在超越自我领域，他们日益关注他人，关注其所生活的社会、国家甚至是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在中国、印度甚至是菲律宾，在越来越多的年轻新富的推动下，这个地区慈善事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运作方式上都呈现出一种快速发展的态势。在亚洲年轻人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求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本版文字：赵海建）

　　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经验也在不断增加。于是，许多人就开始寻求“做更多的事情”。

　　——孟买的非赢利性组织“我是志愿者”沙哈依

　　亚洲年轻人：

　　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一直以来，亚洲的年轻人被视为只注重物质享受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这原本是人们对二战后美国“婴儿潮”一代的评价。在日本，政治领导人主张严惩那些“单身寄生虫”——那些成人后还赖在父母家里的年轻人；在新加坡，人们一直担心，年轻一代正有不愿承担抚养后代的成本和责任的趋势。在亚洲各国，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代的年轻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至今很少有人对这一观点表示质疑。

　　学者们经过多次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亚洲的雅加达、上海和孟买等地区，由于过于重视物质消费，这些新生代正在形成一股新的超强购买力，而未来经济的增长只能依赖于购买力的带动。这样，亚洲新生代就成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的主动力。对于这些亚洲年轻人来说，世界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消费、消费、再消费。

　　新生代力量：

　　积极寻求参与公益

　　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亚洲国家的传统社会文化遭到破坏，其速度完全超过了新社会文化的构建速度。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变化，很多人的行为看起来极其自私。

　　历史表明，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发展的成功需要几代人连续不断的努力。亚洲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人们的价值观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一点毫不奇怪。居住在孟买的沙拉霸·沙哈依说：“刚开始，许多年轻人主要将财富用来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沙哈依今年30岁，毕业于极富声望的印度农村发展学院。但沙哈依继续解释说：“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经验也在不断增加。于是，许多人就开始寻求‘做更多的事情’。”

　　2002年，当与他的两名同学一起创办非赢利性组织“我是志愿者”时，沙哈依就持有这样一种想法。在印度的四个主要城市里，这一组织目前拥有9000名成员。刚开始时，他们安排了数千名志愿者走访孤儿院的孩子、教贫民的孩子学开车、慰问敬老院的老人以及给基层的环境组织提供指导意见等，这些志愿者年龄大多在25岁至30岁之间，他们一般从事IT行业或银行家。

　　海啸救援：

　　改变着新生代的形象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给有关国家带来了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灾难发生后，亚洲各国和地区对此给予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所有外国慈善机构与外国救援人员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在有“人体攫取者之称”的印尼港口城市班达亚齐，那些来自亚洲国家的青年志愿者面临的救援环境最严酷。

　　他们的任务是：抵御不法武装分子的乘机掠夺、维护数万遇难者的尊严以及努力使幸存者免于疾病威胁。他们在这个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进行地毯式搜寻，他们将遇难者的尸体从碎石堆里搬运出来，然后将它们集体埋葬。“这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当时担任救援工作的前印尼人权部长萨德说，“我们从未想到会有这么多亚洲年轻人会自发地过来。”

　　在资本的急速扩张和消费高度膨胀的同时，一些新兴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NGO）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年轻人的集体意识也随之增长。亚洲的年轻人对于社会与国家，表现了以下三大行动趋势。（本报综合报道 ）

　　亚洲新生代不再仅关注“自我”

　　年轻人的最新行动有三大发展趋势

　　第一：

　　加入公益非政府组织

　　据统计，印度目前有大约200万个公益性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目前，登记在案的有2000个“绿色”组织——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还几乎没有这样的组织。2004年，印尼最好的3个大学对学生的职业规划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73%的学生表示，他们更愿去公益性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机关工作，几乎是同样比例的人认为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机关更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在这些亚洲国家，效率的代名词就是“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增进公共的利益。

　　事实上，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相互作用给亚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孟加拉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孟加拉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它的经济正以6.7%的速度增长。同时，在减贫、男女平等、扫除文盲以及农村发展问题上，这个国家正在朝着联合国千年计划所设定的目标前进。

　　孟加拉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它境内的数百万小型企业，它们的存在直接依赖于贫苦家庭所获得的小额银行贷款。除此之外，孟加拉公益性非政府组织近年来正增加越来越多的针对年轻人的教育贷款以及医疗贷款。

　　第二：

　　非常关注本民族命运

　　如今，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网络论坛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愤青”发表过激言论，这些言论涵盖了从日本的侵略战争，到近期朝鲜核试验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这一现象说明，经济上的一体化并不必然带来外交关系的融洽。在许多亚洲国家青年一代的言行，比他们的先辈表现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说明，在这些青年人的思想中，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大学里，各种学生协会正成为未来商业和政治领袖的培养基地。协会成员当中，有很多人来自贫穷的棉兰老岛，他们立志将来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协会的主席阿布德尔·贾马尔今年22岁，他是医生的儿子，目前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他并不打算成为一个高薪的职业律师。“金钱只是身外之物，履行自己的使命才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不愿就这样过完一生而对别人没有帮助。”他将来的打算是，回到家乡棉兰老岛，成为当地紧缺的公设辩护队的成员。

　　贾马尔所在学生协会的另外一名成员表示，在学成之后，她将回到棉兰老岛去行医。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回到自己原生活的地方，为那里作出自己微薄力量、却价值难估的贡献。

　　第三：

　　新富注重慈善事业

　　2005年1月10日，1971年出生的网易创始人丁磊在广州宣布，其个人将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帮助海啸受灾地区重建家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涌现出大量的像丁磊之类的年轻富豪。与他们的先辈相比，这些新富更注重对社会的回报，他们对慈善事业的理念也更为现代，这对促进亚洲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今年30岁的罗希妮·奈里坎尼而言，赚钱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身为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首席执行官的妻子，罗希妮拥有公司1.67%的股份。随着近年Infosys公司发展，股价直线上升，罗希妮的个人资产也升到3亿美元。罗希妮说：“这笔横财多得让人害怕。”

　　罗希妮对怎么花这笔钱心中有数：她要把它送出去！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印度的慈善机构不如美国发达和有效，没有人能给罗希妮建议。她只能靠自己“自学”，摸索慈善之路。至今，罗希妮建立了两个基金会，一共捐赠了3700万美元。其中Akshara基金会专门负责教育方面，Arghyam基金会负责水资源问题。除了资金，罗希妮还给基金会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当谈到设立基金会的灵感时，罗希妮说：“盖茨基金会的运作方式和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最重要的是完善和坚持。我们想把慈善事业提升到另一高度，任何人都未曾达到的高度。”

　　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年轻人对慈善事业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与罗希妮一样，越来越多富裕起来的年轻人正在改变回报社会的方式。以前，亚洲富人们进行慈善捐赠都很低调，他们通常静静地把钱送到贫穷家庭或村民手里。但对于那些年轻的亚洲富豪来说，由于捐赠金额越来越庞大，直接把钱给到个人手里不再合适。于是，与西方一样，亚洲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亚洲年轻富豪意识到慈善是一项需要责任、长期经营的事业，就像他们经营公司一样。”罗里·多伦蒂诺说（罗里是亚洲太平洋慈善联盟的常务董事）。

　　当然，亚洲的许多慈善行为依然延续了过往的运作模式。比如，香港的慈善基金会一般都由家族成员来管理，很少对外界开放。伊迪丝·特里是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成员，她曾撰写一份有关2005年香港地区慈善事业的报告。伊迪丝认为，那些有着成熟理念的慈善机构很难与这些家庭慈善基金会建立联系。

　　但她同时指出，随着年轻的家庭成员逐步取代长辈们进行管理，他们在促进企业现代化的同时也可能会促进慈善基金会管理的现代化。

　　其实，这种情况在印度已经发生了。亚洲新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开始着手行善举，其方式和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相同，希望慈善事业能够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