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举报免于恐惧和孤独

　　南方论坛·之一

　　舒黔

　　让举报者陷入孤独和恐惧，是法治社会必须直面的耻辱，也是反腐斗争必须解开的死结。其实，我们并非没有解开“死结”的利器，从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到监察部，都

　　一个叫汪汉林的普通中国公民，最近感动了成千上万读者。人们感念他不屈不挠地举报，终于使侵吞4000多万元公款、指使凶手杀害举报人的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被判处死缓。然而，巨大的感动背后，是不是也折射出了巨大的稀缺和渴求——对举报者的勇气的稀缺，对举报者的保护的渴求？！

　　说来令人唏嘘不已，扳倒刘志祥的汪汉林，和扳倒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郭光允、扳倒原沈阳市委书记慕绥新的周伟一样，反腐历程充满艰辛坎坷。因为举报，老汪妻子长年担惊受怕不得不离婚；因为举报，老汪一家长年东挪西借靠负债度日；因为举报，老汪自己长年东躲西藏以防不测，而贪官却一边遭举报一边获升迁。即便如此，汪汉林也从未放弃一个公民的举报权利，历时四年，终于取得人大代表、新华社记者和中纪委的支持，把刘志祥送进法网。

　　汪汉林、郭光允、周伟的反腐经历，还有着惊人相似的一点，就是在贪官倒台之后，他们仍然不得尽开颜，有的至今未能抚平牢狱之灾留下的身心巨创，有的一直饱受负债举报留下的经济困窘。虽然刘志祥半年前已被定罪判刑，虽然为国家挽回的几千万巨款也进了国库，老汪却还在风尘仆仆地为兑现举报奖励而奔走。按照湖北省的规定，这份奖励只有区区8000元，远远不足以弥补老汪的付出，老汪却希望以此来兑现全社会对举报者的肯定，以彰显“同道不孤”。

　　让举报者陷入孤独和恐惧，是法治社会必须直面的耻辱，也是反腐斗争必须解开的死结。其实，我们并非没有解开“死结”的利器，从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到监察部，都有保护举报人的规定，而且还有奖励举报有功人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6节就专门规定，要求对举报人的身份加以保护，不得泄漏有关举报人身份或者可以推测出举报人身份的信息，甚至规定了对匿名举报信不得进行笔迹鉴定，等等。但是，这些规定却常常遭遇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郭光允写了《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省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的材料，用匿名方式寄给中纪委和河北省检察院，程维高很快就从检察院拿到了这封检举信，并查验笔迹查出写信人是郭光允，之后郭的家便被抄了。刘志祥同样拿到过职工揭发自己的匿名举报信，并在干部大会上扬言:“有人向北京举报我的经济问题，没有用，信转到我手里来了，我红道黑道都有人，你们举报到哪里都没有用！”

　　这正是现行制度设计的矛盾之处，也是致命之处:举报腐败，很多时候可能直指一把手，而作为查处腐败的纪委、检察院，其实都是在其领导下工作，这就使得反腐败的主动权有时竟落在腐败者手中，加上官员升迁对上不对下，“上面说行，不行也行”，贪官一边被举报一边被提拔，造成举报者的处境更艰难。专家因此建议，目前对举报人虽有一些保护规定，但实践证明法律效力太低，应该考虑对保护举报人进行立法，并且在充分保护的基础上实行奖励。

　　三年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郑重签字，成为缔约国。公约中有保护举报人的专门条款，规定缔约国应该考虑建立起保护举报人的法律制度。让举报免于恐惧和孤独，不仅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