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媒体应让“偶像”走向黄昏

　　人人或许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但就某权威部门的调查。就15—25岁这一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其偶像98%以上是歌星、影星和球星，绝少有人会去崇拜政治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如果仅仅是因为青少年处于这种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阶段热衷与追逐潮流，不说也罢，然而如果仔细想想，这当中和我们的社会舆情，或者说引领舆情的媒体有无关系呢？

　　在我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我是一个在他们看来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算是一个另类

　　报载，上海某中学女生，仅因为妈妈不同意她去看某“星”的演唱会，竟从十六层高楼跳下，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就这样毫无意义的凋零了，实在让我们感到无比的痛心。她的遗书这样写到：“妈妈，他是我生命的全部，倘若你剥夺了我亲眼看到他的自由，那我情愿死去。”这样的遗言，就是因为对偶像的过度崇拜和痴迷所致，久而久之，愈陷愈深，最终成为一种时髦的病态。写到这里，我两眼发湿，当然这样的悲剧和明星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要拷问整个社会，拷问社会的主流舆情。

　　主流舆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前日看到一著名媒体人说这样的话：“一张有影响的群众性报纸，它的整个生命就是被娱乐新闻和广告所支撑着。”因此，为了发行量，为了收入，不惜版面把明星们的吃喝拉撒捣腾出来，倘若再学学港澳台的狗仔对功夫，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偷拍点裸照，走光之类，当然发行量会飙升，一时间洛阳纸贵的。

　　不过我认为媒体是面向大众的，不宣传或少宣传那些有真正价值的文学和文化，慢慢地，很多富有精神内涵的东西就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国民的整体人文素质势必降低。对青少年来说，这个问题显得犹为突出，因为正是他们的精神意识正在建立的文化饥渴期，面对这个沸沸扬扬的世界，颇有些拿来主义的照单全收，只在于你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正因为他们处于盲目追求潮流和时尚的蒙昧阶段，主流舆情有责任加以正确的引导，提供健康的思想意识平台。

　　著名电视人白岩松说过大概如此的话：媒体是要满足受众的需求，但受众的需求你都能满足吗？受众也有恶的需求哩。这道理很明白，人类都有原罪的本能，只要社会条件有释放这种恶需求的可能，他就会如出笼之虎，假如电视台要播放A片，需求的人不说很多，但也决不会少。所以，生产精神产品的部门，不能只祭出唯经济论和泛市场化的大旗就什么都不管了，忘记了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也说央视吧，因为实行栏目末尾淘汰制，像《读书时间》这种提升文化品位但受众面本身就窄的栏目，就活该死在收视率的利刃之下吗？

　　坦率的说，当下掌握话语权的的传媒业被低俗之风笼罩。我也并非一味的排斥通俗文化，它毕竟有较宽的社会基础，但能做到俗中带雅更好，至少不要俗不可耐。像《春光灿烂猪八戒》之类，不仅内容上胡编乱造，单听这名字也直倒胃口。

　　关于偶像，关于追星的种种发生在青少年学生中的悲剧其实很多，值得引起整个社会的思考。实力派的偶像制作起来太慢又没有多大的轰动效应，媒体就打起了青春牌，先有“超级女声”，后有“我型我秀”，一时间粉丝，玉米，盒饭满天飞。“我型我秀”的人气冠军师洋，据说有80万号称《格格》的粉丝。他12岁就开始做起了明星梦，潜心研究如何出彩，如何秀出与众不同的东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风笑天教授说：“如果将师洋现象看着当前的某种青年亚文化的话，媒体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这种亚文化是否值得积极宣传、大力推动，并让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文化？”

　　偶像是什么？本意就是庙里的木胎泥塑。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缺乏宗教形式，却缺宗教精神。在封建长河的浸染中，国人普遍带上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文化特征，所以假信徒多，真信徒少；盲目者众，慎思者少。21世纪，我们仍然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让偶像走向黄昏，让自我和自主迎来早晨，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有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

　　[作者：任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