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抵制版权费是一种社会监督

　　在国家版权局公布卡拉OK版权费收费标准11天后，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公开宣布，其会员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这一标准，也不会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如果强行收费，可能诉诸法律。国家版权局对此表示若否认收费，企业可能会面临高额诉讼危险。（11月22日新京报/四川新闻网）

　　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提出的3点质疑直指收费的立法主体、收费标准、收费程序，作

　　而此间国家版权局的回应比较原则和强硬。大袖子一甩说，已经按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进行公告，也开过座谈会、新闻发布会等，而且对于一些意见也有过回应，我们都是在依法办事。有评论指出，国家版权局官员的这个回应，让人分明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一个国家威权机关的举措，遭到如此广泛的质疑，不但不很好反省，反而居高临下地滥施威胁，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笑也可悲。笔者对此深有同感。

　　不管是这场从广州发展到上海、长沙、北京、郑州、南京等地的抵制行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欣慰的将它看作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主社会监督意识的觉醒和行动，对于政府部门依法行动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我们不会忘记前些年清理整治林林总总、名目繁多的乱收费项目时，党报上一公布都是一大整版。在为“十顶大盖帽，对住一顶破草帽”乱象受到整治而高兴，为遭遇乱收费之苦的行业、个体感到庆幸的同时，也为曾经大行其道的乱收费而愤慨不已，并且想到基层企业和经营者辛辛苦苦的收入被化作各种“师出有名”的费用进入某些部门的小金库，进而将个别系统或行业“喂养”成扳摇不动的利益集团，不觉引发出一些反思。乱收费不可能仅靠一两次专项行动就能将所有的违纪金额全都清理出来的，也不能靠“执法风暴”来吓住所有乱收费不再死灰复燃，第二代身份证办理过程中，全国几个地方出现了搭车乱收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应当通过一次次的清理得出一个教训，还是那句老话，亡羊补牢。如何从源头上规制收费项目，比清理乱收费还要重要。

　　我们对收费立项权限上收等等严格收费审批权的新规定同样耳熟能详。以往任何一项获准实施的项目从来没有象版权使用费这般风吹草动，在收费未行之时就遭遇到来自行业协会的抵制行为。过去，对以政府名义在各种媒体、载体公布、由层层会议传达实施的收费，从来没有象版权收费这样冲击涉及者的心理预期，以往人们对于乱收费的愤慨只是在费用被征收之时或在征收之后引发各种议论，直至催发决策者清理整顿的决心。而今天，条理清晰，诉诸法律的抵制行为成为法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星火般浸透的抵制行为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见证，社会进步的一大象征，更是一种可喜的社会监督。

　　为了节约今后清理的成本，对于新的收费项目不妨多些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