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腐败为何得不到重奖

　　练洪洋

　　今年4月30日，湖北宜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武汉铁路局原副局长刘志祥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4年来坚持举报刘志祥的汪汉林却仍在上访，为此案弄得倾家荡产的他尚未获得一分钱的举报奖励。（11月26日《民主与法制周报》）

　　汪汉林的遭遇折射了时下举报腐败面临的某些困局，具有普遍意义和探讨价值。就举报奖励而言，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奖励举报人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尚缺少附加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使这个规定在实践中往往遭遇执行难。当然，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事在人为，在一些地方，奖励已经实行———如北京检察院就规定举报腐败奖励上限为10万；湖北省检察院是8000元。

　　汪汉林至今分文未得，显然并不全是缺乏奖励标准、难以执行的问题。从审判刘志祥时连个旁听资格也不给他、判决半年时间没有一个部门过问汪汉林等种种“异象”中，就能嗅出一丝别样的味道。如果对举报腐败表面赞许，实则冷落，对举报者来说就可能是一种非直接的“软报复”。

　　反腐败，从来就不只是反腐部门的事，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如果想真正发动群众，就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条款，激发和保护举报者的积极性，让那些受尽非难的举报者得到肯定和安慰。对于举报腐败行为，即使是大大地重奖也是值得的，相对于举报人为国家所挽回的损失而言，重奖金额也许只是一个零头。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