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别人知道，就没法活了”

　　发现感染者只是第一步，防止进一步传播更为重要，可前一天通知受检者感染病毒时拨打的移动电话号码，第二天就有可能打不通——少数感染者因心理压力不敢面对现实的现象给艾滋病防治带来不小的麻烦。“消除社会歧视是防止艾滋病病毒蔓延亟需做的工作。”疾控工作者呼吁。

　　“我们在草房里见到了濒死者”

　　济南市自1998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感染者和病人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已经有多名病人发病去世。由于艾滋病这一顽疾的特殊性，在病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公共卫生专家都要来到他们的身边，在通过尽力治疗的同时，给病人的家人进行检测，防止传播发生。

　　“3月份，一个在我们管理下已经服药治疗3年的病人去世了，我们前往他家里，他孤零零地自己住在一个小草房里。”济南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医师杨惠向记者介绍了公共卫生专家对艾滋病病人的临终关怀。

　　“从感染病毒到死亡，他生活了十多年，在接受免费治疗的阶段，状态一直不错；可他毕竟是一名艾滋病人，身体垮得很快。”公共卫生专家们前往患者家中时，是以脑膜炎流行病学调查的名义，尽管这名病人已经接受多年治疗，可医生们严格为他保守秘密，直到病人去世时，邻居们只知道病人因为脑膜炎不能见人。

　　“别人知道了，我就没法活了”

　　11月16日一大早，30岁的W君便来到济南市疾控中心，两天前，他来到济南出差顺便接受了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这次他来到检测室进行复检。

　　结果又是阳性，W君的情绪一下子落到了最低点。

　　自开始他就没有向疾控人员隐瞒真实姓名，可当疾控人员要求他告知地址、工作单位等细节的时候，他突然产生了顾虑，“我所在的那个小县城还没有人得过艾滋病，如果我的事传开了，我和我的家人就没法活了。”W君说。

　　疾控人员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如果疾控人员泄露了你的隐私，按照防治法，你可以起诉我们，保护隐私是我们的职责，不会把你的情况泄露出去”。

　　W君终于留下了自己的真实资料，在他离开后，济南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与当地疾控部门取得联系，提醒他们从直报网络上发现自己区域出现感染者后不要惊讶，注意保护隐私。

　　事实上，隐私泄露已经成为感染者和病人最担心的事情，“有的感染者因此放弃了调到外地提升的机会，不愿意换地方、换管理人员，毕竟社会上并未消除艾滋病歧视，一旦暴露，自己就再没有正常生活了。”疾控专家分析说。

　　“忘不了那个在妈妈怀里死去的孩子”

　　“对于每一个感染者，我们都要定期检测，隔一段时间就见一次面；对于已经发病的艾滋病病人，我们就要按照国家规定提供免费药物治疗。和他们接触多了，真的感觉他们很可怜，如果说普通人生活在阳光下，他们就好像一直处在黑暗中。”杨惠告诉记者。

　　她永远忘不了济南市第一个明确查出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去世的病人。那是一个只有6岁的孩子，因为手术输血感染病毒。女孩没过几年就发病了，在济南市一所大型医疗机构住院时，出现严重的肺功能障碍，导致呼吸衰竭。她的母亲抱着喘不上气的小女孩，悲痛的表情即便在5年后，也让杨惠无法忘记。

　　“社会上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冷漠客观存在着，对于性途径以及吸毒等血液途径传播的感染者，还明显存在歧视。可我们作为疾控工作者，感触最深的是如果每一个感染者都能勇敢地接受管理，才能彻底消除传播，我们真希望每一个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都不再有顾虑，消除掉进一步传播的可能，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济南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阮师曼接受采访时说。

　　本报记者高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