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民工极端讨薪还要上演到何时

　　11月22日，两名男子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浑南地区某大街上四处散发传单，传单上醒目地标出心、肝、肺等器官的“转让”价格。原来他们因讨不到工钱，只好采取卖器官这种“特殊手段”讨薪。（11月23日国际在线）

　　当然，正如民工自己所说，采取这种“特殊手段”只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并非真正地出卖器官。但是，谁又能保证，当民工这种要挟式的“特殊手段”还不见效时，民工

　　讨薪，这是一个辛酸的话题，也是一个晦涩的话题。近年来，种种极端化的讨薪方式愈演愈烈，已成为社会之痛。在闹市中喧哗跳楼、拍卖妻子乳房、女青年赤裸身体等等讨薪，常使我们对民工的弱势与无奈滋生出更多的怜悯。当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还有何矜持、羞耻及至人格、尊严可言？

　　可以说，我们无言去谴责民工种种非理性的讨薪方式，当“去找××”、“相信××”成为搪塞之语，理性的利益诉求一再遭到挫伤时，一味地要求民工“冷静”、“别干傻事”，显然太苍白无力了。事实上，在理性化的维权得不到畅通、法治保障始终疲软乏力之时，种种极端讨薪恰能弥补“正常维权”的缺位，警察来了，媒体曝光了，政府关注了，领导重视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如此，跳楼、卖器官之类的讨薪便屡屡上演，以致于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当然，在此我们应该质问的是，面对这种极端讨薪，有关职能部门为何总是失语？为何不在讨薪前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严重缺失，是民工讨薪的重要原因，但职能部门的漠然视之不值得反思吗？

　　很显然，民工的每一次极端讨薪，都是搧向职能部门的一击响亮耳光。“找了很多部门，但都没能解决问题”，正因为职能部门的执法不到位、监管不到位，才纵容了恶意欠薪行为的嚣张和肆意。民工不是将诉求的目光盯在职能部门，而是投向媒体、投向社会，寻求极端救助，这对行政执法机关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血汗钱不能讨回，这是一种痛苦。而倘若这种痛苦非要通过另一种痛苦来诉说时，只会导致社会对人性的漠视，对社会伦理的漠视，直至对法律的漠视。时下，又到年终岁尾，但愿有关部门能积极行动起来，别让这种极端讨薪再上演了。